对此问题，学界众说纷纭。纵观学者提出的理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权利能力消灭说。这一学说又可以分为完全终止说、绝对终止和相对终止说。二是权利能力存在说，该说认为宣告死亡的法律“效力限于以其原住所地为中心的区域。若受宣告人并未死亡，而在其他地区生存，那么，其在该他地区不但仍然具有权利能力，而且其民事活动也不受影响。”
　　完全终止说即通说认为，自然人宣告死亡应发生与自然死亡相同的法律效力， 被宣告死亡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终止。我国台湾学者也一般认为，宣告死亡虽然非自然死亡，但应视同自然死亡，即具有使自然人消灭权利能力的效果。这一观点为本书所赞成。 但是，宣告死亡只是对失踪人是否死亡所作的一种推定，实际上失踪人有可能并未死亡.有学者认为，“被宣告死亡的失踪人多数情况下确已死亡，被宣告死亡而实际并未死亡者极少。” 当然，笔者也认为在现有科学技术条件下被宣告死亡人实际上已经死亡是一种常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强调宣告死亡的完全不同于自然死亡（不能导致失踪人权利能力的消灭），实质上是站在失踪人利益保护的角度，将被宣告死亡的人的‘重新出现’作为一种 ‘常态’即可能性极大的事实来予以对待。” 笔者认为一项民事法律制度的设计应该尽可能兼顾利害关系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宣告死亡的目的只是重点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也就是并不否认应兼顾失踪人的利益。如果认为被宣告死亡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终止，那么就会导致与失踪人在其实际生存的地方所从事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的相对人,很可能以失踪人已是被宣告死亡人为由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从而损害失踪人的利益。有人也许会认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失踪人自己及相对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宣告死亡以溯及地恢复其民事权利能力。但是我们知道，某些失踪人由于出于种种原因如婚姻失败、家庭不幸等不愿向法院申请撤销宣告死亡，此即导致了失踪人生存地与失踪人有关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不稳定，即有可能损害失踪人的利益，也有可能损害相对人的利益。因此，只要存在损害法律关系中某一方当事人利益的法律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就值得怀疑，就有修正的必要。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被宣告死亡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的终止可以分为绝对终止和相对终止。绝对终止是指在宣告某公民死亡时，该公民就已经死亡，即自然死亡在前，宣告死亡在后，在这种情况下，被宣告死亡的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绝对终止。相对终止是指被宣告死亡公民原住所地（宣告死亡地）为中心的区域的权利能力终止，而在他生存的区域（生存地）仍然有权利能力。 这种观点的提出试图在理论上对宣告死亡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全面的解释，这一点是值得学习和提倡的。如果理论上能够把某一问题在实际情况中的现象一一解释清楚，这应该是理论研究的所要达到的周圆性，也是众多学者梦寐以求的。但是实际情况纷繁芜杂，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问题和新情况层出不穷，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因此想达到理论的周圆性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如果说绝对终止的观点还具有合理性的话，那么相对终止的观点则缺乏充分的说服力。“所谓‘失踪人原住所或居所为中心’之表达，根本不具有确切的含义。何谓‘中心’？倘失踪人于失踪前在距其原住所万里之遥的地方实施了法律行为，是否仍为‘中心’之所及？很显然，宣告死亡的效力及于其失踪前所涉之一切法律关系，其并无范围之任何限制。而所谓‘原住所为中心’之外的‘范围’，在被宣告死亡的人生还事实出现之前，纯属虚构”。 因此，这种观点也未必能充分地解释实践的各种情况。
　　权利能力存在说认为宣告死亡仅发生与自然死亡相似而不相同的法律效果。 有学者对此提出在宣告死亡而且实际上已经自然死亡的情况下，在理论上会出现一个悖论，即实际死亡的人如何还能拥有民事权利能力呢？此种认识颇有理论至上的色彩。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也为实践中服务。制度的设计是为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反之，如果实践中不可能出现问题的，则设计解决该问题的制度则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只是在理论上为完善理论具有一定意义，但其只是空想而已。赋予自然人以民事权利能力、行为能力、责任能力目的在于保护、限制自然人及其利害关系人通过其民事活动所获得的利益。在失踪人被宣告死亡且实际已经死亡的情况下，虽会出现理论的悖论，但在实际中却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因为一个实际已经死亡的自然人是不可能通过自己的行为去获得利益、侵害他人利益以及被其他人侵害自己的利益。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既可以兼顾保护在失踪人被宣告死亡但实际并未死亡情况下失踪人自己和其生存地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同时也不会违背宣告死亡制度的根本目的；而且也可以充分解释为何《民法通则》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有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被宣告死亡期间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以及最高法院在《民通意见》第36条第二款规定：“被宣告死亡和自然死亡的时间不一致的，被宣告死亡所引起的法律后果仍然有效，但自然死亡前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与被宣告死亡引起的法律后果相抵触的，则以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为准”。

　　北安市人民法院—刘宇
宪法与权利

*胡银月

西方法学家对宪法没有统一的概念，他们的观点可归纳为三点：（1）是法律和习惯的总和，是国家管理和团结的原则。（2）有形式和实质，广义和狭义的概念。有的学者把宪法的概念分为形式上的特性和实质上的特性。所谓形式上的特性是指宪法的效力高于普通法律，宪法的修改不同于普通法；所谓实质上的特点就是指宪法的内容是规定国家根本组织的法律。所谓广义上的宪法是指一国政府的整个体系，即建制、归范或管理政府的各种法规、惯例的积累；所谓狭义上的宪法则非指一切法规、惯例的的整体，而只是指规范政府的法规、惯例中表现为法律文书或者极有关系的一些法律文书。 (3) 宪法表现了国家权利的授予和限制。
我国宪法学者对宪法的概念大致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的确认和法制化，是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表现，最终决定于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
权利，是指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所确认和保障的，公民实现某种愿望或获得某种利益的的可能性。
一． 宪法的产生过程是一个权利争取的过程
我国古书上出现过“宪”字，指一般的法、典章、制度，和近代意义上的宪法不同。欧洲古代与中世
纪时期的宪法也不同于近代宪法。近代意义上的宪法起源于英国、美国和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是伴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产生的，对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和确认资产阶级民主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3世纪初英王约翰实行严厉的封建专制引起诸侯和僧侣的不满和武力反抗，战争失败后签订了《大宪章》，虽然这还不同于近代意义上的宪法，但他对国王的权利有了一定限制。17世纪是英国资本主义成长起来，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从贵族中分裂出来的新贵族阶层（主要是属于中小贵族阶层的乡绅）结成同盟，开始了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1628年查理一世为筹款被迫召开国会，国会向国王提出了《权利请愿书》，这是英国较早的宪法性文件，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1688年资产阶级核心贵族发动政变，推翻了詹姆士二士。1689年国会通过了《权利法案》，共13条，规定：未经国会同意，不得以皇权停止法律、废除法律及征收皇室用的费用，不得在国内招收及维持常备军；国会议员的选举必须自由，国会内的讲演、辩论，不得在法院或国会外予以追问或弹劾，定期召开国会；人民有向国王情愿的权利；法院审判案件，不能用非常残酷的刑罚，不得科过多的罚金，定罪前不能科罚金或没收财产，陪审团人员必须选举，审判叛逆罪的陪审官需为有不动产的公民，从此确立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
18世纪后半期，北美殖民地和英国宗主国的矛盾日益激化，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转变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1776年7月4日通过了《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人均由上帝赐予一定的天赋权利，其中有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此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凡是破坏此种目的时，人民既有权利予以更废，并建立以此原则为基础的新政府。”
1789年巴黎人民起义，攻破巴士底监狱，政权从王室转到制宪议会手中并通过了《人权宣言》，宣称：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永久不变，自由、财产、生命之安全及对于压迫的反抗是“人类的天赋而不可让与的权利”。“凡属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对公民非依法律“不得加以控告、逮捕或拘禁”，“一切公民除依法律规定，对此自由的滥用应负责任外，均有言论、著作、出版的自由”，“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个宣言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的纲领性文件，用法律的形式宣布了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的民主原则，打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民权利的实现起了积极重大的作用。
我国宪法权利的形成是人民长期斗争和建设的结果。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又经历了严重左的错误思想，直到四人帮被消灭后人民权利才又得以恢复与保障。

二．公民基本权利是包含于宪法中的基本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制定和颁布了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82年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是以54年宪法为基础，结合我国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加以规定的。同前三部宪法相比较82年宪法对权利更加重视，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放在国家机构一章之前，内容也更加充实具体明确，为权利的保障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

三．宪法救济
宪法之不同于其它法律在于它是根本法，是母法。其含意是宪法在规范意义上具有最高性，一切法律规范都从它那里取得合法的效力，即构成一切法律规范之合法性的来源。它意味着，社会的一切组织和个人都首先必须遵守它，违者将承担违宪的法律责任。宪法救济在西方社会由来已久，尽管存在着司法审查、宪法法院及宪法委员会审查三种模式的差异，但是其对公民权利所起到的强有力的救济作用却是殊途同归的。我国法律目前已明确规定了宪法的审查机关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但其实际所起的作用尚有待努力。值得指出的是，2000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83次会议通过的“法释(2001)25号”司法解释（即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齐玉苓受教育权受侵害案”的请示所作的批复），开创了我国宪法司法救济之先河。该司法解释作了如下的法理阐述：“根据本案事实，陈恒燕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据介绍，原名“齐玉玲”的齐玉苓，与对方当事人之一的陈晓琪均系山东省滕州八中1990届应届初中毕业生。陈晓琪中专预选被淘汰，而齐玉苓则通过了统考，被济宁商校录取为财会专业委培生。在陈晓琪之父陈克政的一手策划下，陈晓琪从滕州八中领取了济宁商校给“齐玉玲”的录取通知书，冒名顶替入校就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银行滕州支行。齐玉苓由于没有收到自己应得的中专录取通知书，和陈晓琪相比则是另一番命运：1990年8月，到中学复读；1993年6月，在向有关部门交纳了一大笔城市增容费后，她转为非农业户口，并于同年8月到邹城市劳动技校就读；3年学习期满，她被分配到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工作；1998年7月以来，有相当一段时间下岗待业。据此批复，全国首例侵犯受教育权利案件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被人冒名顶替上学、受教育权利被侵犯的齐玉苓最终胜诉，依法获得了直接、间接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近10万元。这个批复在法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媒体对该案的价值和意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学者们一致认为，最高法院关于此案的批复，首次在司法解释中提出了司法机关应当保护公民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基本权利这一概念。有学者指出：我国宪法虽然比较全面地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达18项之多），然而，时至今日，其中只有9项基本权利制定了具体的法律加以保障，另9项则长期停留在“宪法”纸张上，缺少成为实践的渠道。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护，也不利于维护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最高尊严和权威。因此，在宪法中公民的许多基本权利缺乏具体法律保障的状况下，最高法院选择了一个看上去并不“典型”的民事案件作出这样的批复，是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采取的一个社会代价相对较小，对各方面造成的冲击和震荡最弱的实现和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途径。这一批复虽仅寥寥数语，但由于其在民事案件中直接适用宪法的有关规定，最先实现了宪法的司法化，对公民权利实施宪法救济的价值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