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


日照市城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暂行办法

（1999年08月03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保障业主的合法权益，维护住宅小区的生活秩序，改善居住环境，提高城市文明程度，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山东省城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办法》，结合我市实 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住宅小区范围由物业管理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划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住宅小区，是指统一规划、综合开发、配套建设， 并达到一定规模的居住区。
本办法所称物业，是指住宅小区内的各类房屋和相配套的公用设施、设备及公共场地。
本办法所称物业管理，是指物业管理企业与业主根据合同约定，对住宅小区内的物业进行维护、
修缮等管理服务活动。
本办法所称业主，是指住宅小区内各类房屋的所有权人。
　　第四条 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应遵循公平、自愿、便民、互利和自我管理与企业专业服务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加强领导，积极推行住宅小区物业的管理，不断提高我市城市住宅小区社会化管理的整体水平，努力为城市居民创造优美整洁、舒适方便、文明安全的生活环境。
　　第六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作的指导与监督，并具体负责市政府所在地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作。
莒县、五莲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住宅小区物业管
理工作。
东港区、岚山办事处、日照开发区、山海天旅游度假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市有关职权划分范
围，负责本辖区内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作。
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配合做好住宅小区的管理工作。
　　第七条 各级物业管理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法规和政策，协调指导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作；
（二）制定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具体规定和标准；
（三）负责住宅小区物业验收；
（四）会同开发建设单位召集全体业主或业主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
（五）负责物业管理企业的资质初审，并对其进行行业管理；
（六）指导业主委员会选聘物业管理企业；
（七）监督、指导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物业管理合同；
（八）负责管理、监督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公共资金和住宅维修养护资金的投向和使用；
（九）协调有关部门之间的关系，共同搞好住宅小区的管理与服务；
（十）组织开展创建文明住宅小区活动，负责实施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工作的监督检查和考评
工作。
　　第八条 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应加强对物业管理企业的监督检查、指导与服务，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帮助物业管理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第二章 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机构

　　第九条 住宅小区设立业主大会。住宅小区已交付使用且入住率达到50% 以上时，物业管理主管部门
应会同开发建设单位召集业主大会，并选举产生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
业主大会由住宅小区全体业主组成。业主人数较多的，经业主大会决议，可以按每栋楼不少于一名代表的比例推选业主代表组成业主代表大会，经授权代表业主大会行使权利。
住宅小区交付使用时的第一次业主大会和业主代表大会，由物业管理主管部门邀请街道办事处、居
民委员会参加。
　　第十条 业主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选举、罢免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二）批准业主委员会章程；
（三）听取和审议业主委员会工作报告；
（四）决定住宅小区内物业管理的其它重大事项；
（五）制定和修改住宅小区业主公约。
　　第十一条 业主委员会是住宅小区内代表全体业主对物业实施管理的组织，每届任期三年，一般由
7至11人的单数组成。
业主委员会成员由住宅小区全体业主选举产生。
业主委员会设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主任、副主任从委员中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应当自组成之日
起十五日内，持有关文件向所在地的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备案。
业主委员会每年至少应召开一次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经五分之一以上业主或业主代表提议，业主委员会应当于接到该项提议后15日内组织召开业主大会或者业主代表大会。
　　第十二条 业主委员会在业主大会和业主代表大会的监督下，履行下列职责：
（一）召集并主持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报告小区物业管理的实施情况；
（二）通过公开招标选定物业管理企业，与物业管理企业订立、变更或解除物业管理合同；
（三）拟定公共资金使用计划，并按年度公布使用情况；
（四）审定物业管理企业提出的物业管理计划；
（五）听取业主的意见和建议，监督物业管理企业的工作；
（六）监督公用设施、设备及公共场地的使用；
（七）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十三条 业主委员会应定期召开会议，会议应有过半数委员出席，其决定必须经全体委员半数以上
通过方有效。
业主委员会召开会议时，可以邀请政府有关部门及街道办事处、公安派出所、居民委员会、物业管
理企业等单位参加。
　　第十四条 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决定对本住宅小区的业主和非业主均具有约束
力。
　　第十五条 住宅小区应制定业主公约。业主公约是有关物业使用、维修和其他管理服务活动的行为规
范，对全体业主和非业主具有约束力。业主公约不得与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抵触。业主公约自业
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业主公约生效前，业主和非业主应遵守开发建设单位制定的
住宅小区物业管理规定。
业主委员会应当自公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将业主公约报住宅小区所在地的物业管理主管部门
备案。
　　第十六条 物业管理企业必须依法登记注册，由市物业管理主管部门统一审核上报，取得省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物业管理企业资质证书，并到当地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注册，领取《营业执照》后，
方可从事物业管理工作。
　　第十七条 物业管理企业根据与业主委员会签订的合同，承担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工作，并有以下权利
和义务：
物业管理企业享有以下权利：
（一）根据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及有关法规，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小区物业管理办法；
（二）按照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合同的约定对住宅小区物业实施管理；
（三）依照物业管理合同的约定和有关规定收取管理服务费；
（四）可自行选聘专营公司（如清洁公司、保安公司等）承担专项管理业务；
（五）可以实行多种经营，以其收益补充小区管理经费。
物业管理企业必须履行以下义务：
（一）履行物业管理合同，依法经营；
（二）接受业主委员会和住宅小区内居民的监督；
(三)重大管理措施应当经业主委员会同意；
（四）接受物业管理主管部门、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住宅小区所在地人民政府的监督、检查和指
导。

第三章 物业管理移交

　　第十八条 住宅小区竣工后，开发建设单位必须向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申请综合验
收。综合验收合格的，方可申请办理物业管理移交手续。
已实施物业管理的住宅小区内新建单体工程竣工后，按上款规定办理移交手续。
　　第十九条 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成立前，物业管理工作由开发建设单位负责，费用由开发建设单位承
担。工程验收移交后的物业管理工作，由中标的物业管理企业承担。
开发建设单位对承建的物业项目，应当自移交之日起一年内负责保修。
　　第二十条 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成立后，开发建设单位应将下列资料移交给业主委员会：
（一）住宅小区建设的各项批准文件；
（二）住宅小区规划图、竣工总平面图；
（三）房屋及配套公用设施、设备竣工图；
（四）地下管网图；
（五）质量验收资料；
（六）其他必要资料。
上述资料由业主委员会或物业管理企业负责保管。
　　第二十一条 开发建设单位在移交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时，应按有关规定向业主委员会提供建筑面积
不少于开发建设总面积1‰比例的物业管理用房和不少于开发建设总面积1%比例的商业用房。
物业管理用房由开发建设单位无偿提供。商业用房由开发建设单位按成本价提供，其购置费用可从
物业管理公共资金中暂支，并从该商业用房的经营收入中逐步收回。
物业管理用房和商业用房产权归全体业主所有。
　　第二十二条 开发建设单位和业主在办理出售、出租手续时，在合同中应对购、租房者提出遵守住宅
小区业主公约的约定。
　　第二十三条 物业管理企业应当与业主委员会签订承担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工作的合同，并报住宅小
区所在地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备案。
签订物业管理合同应当使用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物业管理主管部门统一印制的合同文本。
物业管理企业聘请有关专营企业或专业人员承担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合同规定的维修养护
项目时，合同中规定的物业管理企业的责任，不随之转移。

第四章 物业使用与维护

　　第二十四条 业主、使用人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按照有利于物业使用以及安全、公
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供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维修、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关系。
业主、非业主使用人应当按合同约定的期限缴纳物业管理服务费。
　　第二十五条 全体业主和非业主都应爱护和正确使用小区物业。住宅小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践踏、占用绿化地；
（二）损毁园林；
（三）占用和损坏通道、停车场等公用设施和场地及住宅的公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擅自移装共
用设备或者增加、减少对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正常运行有影响的自用设施设备；
（四）未经批准，擅自改变房屋结构和房屋外貌；
（五）装饰装修房屋不及时清除渣土、垃圾；
（六）乱抛、乱堆、焚烧垃圾和杂物；
（七）乱搭、乱建、乱涂、乱画；
（八）制造超标准噪音；
（九）堆放或随意使用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物品；
（十）饲养禽畜；
（十一）乱设摊点；
（十二）政府或业主公约明令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六条 城市住宅小区业主或使用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改变房屋使用性质。因特殊情况需要
改变使用性质的，应当符合城市规划要求，其业主应当征求相邻业主、使用人的意见并经业主委员会
书面同意，并报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实施。
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设备和公共设施，不得擅自改变使用性质。
　　第二十七条 业主或者使用人装修房屋，应当事先告知物业管理企业，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将装修房
屋时的注意事项和禁止行为告知业主或使用人。装修涉及相关业主权益的，应事先通知相关业主，相
关业主应给予配合。装修应尽量减少对他人的干扰，注意保护住宅，造成损失的及时予以修复或赔
偿，装修结束后，业主应于３日内将装修垃圾清运干净。
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对住宅装修活动进行监督，发现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 的行为，应及时告
知业主委员会并报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八条 供电、供气、供排水、通讯及有线电视等部门在住宅小区内挖掘市政道路及公共场
地，必须按有关规定报批，并遵守住宅小区物业管理规定；挖掘非市政道路，须经物业管理企业同
意，并在约定的期限内恢复原状；在楼顶或者墙面架设管线，须经物业管理企业同意，并按要求安装
架设。
　　第二十九条 住宅小区物业维修、养护按下列原则进行：
（一）住宅房屋（不含未参加房改售房的公房）室内维修，由业主负责；住宅楼承重结构部
位、外墙面、楼梯间、通道、屋顶等共用部位的维修，由物业管理企业负责；非住宅房屋维修由业主
负责。
（二）住宅楼供电总表（含总表）以外线路的维修养护，由供电部门负责；总表至分表线路的维修
养护，由物业管理企业负责；分表（含分表）至住户室内线路的维修养护由业主负责。
（三）住宅楼自来水总表（含总表）以外管道的维修养护，由自来水公司负责；总表至住户室内
分表的管道维修养护，由物业管理企业负责；分表以内的管道由业主负责。
（四）住宅楼化粪池至住户室内排污管道的维修养护、化粪池的清运与维修，以及小区内排污系
统与市政排污设施接口以内的排污设施的维修、养护由物业管理企业负责；接口以外污水管道的维修
养护，由市政部门负责。
（五）将住宅楼袋装生活垃圾送到指定堆放地点，由业主负责；将垃圾由堆放地点集中到垃圾
站，由物业管理企业负责；将垃圾由垃圾站外运，由环卫部门负责。
（六）住宅小区内非市政道路及公共场地的维修养护、清扫保洁和绿化管理，由物业管理企业负
责。
住宅小区内供热、供气、有线电视、通讯、消防、路灯、市政工程设施的维修养护，由有关专业
部门按各自职能负责。各专业部门可根据需要将物业维修养护项目委托物业管理企业负责。
住宅小区内应由专业部门负责维修养护的物业项目出现问题，物业管理企业应积极协助业主联系
有关部门解决。
　　第三十条 住宅小区内的治安保卫，按照专业保安与群众自治防范相结合的原则，由物业管理企业
聘用保安公司保安人员，在公安机关的指导下做好治安保卫工作。
　　第三十一条 住宅小区内机动车辆停车场，由物业管理企业负责管理。停车费用由物业管理企业按有
关规定收取。
　　第三十二条 住宅小区内业主应缴纳的水、电、煤气、有线电视费，可以由有关专业部门委托物业管
理企业统一向业主收取。

第五章 住宅小区物业管理费用

　　第三十三条 开发建设单位出售住宅，在办理房产证时，应按住宅建安费3%的比例向业主代收物业管
理公共资金并交物业管理主管部门；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应将收缴的物业管理公共资金以住宅小区业主
委员会的名义专户存入金融机构，并在移交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时将该项资金一次性移交住宅小区业主
委员会。
　　第三十四条 物业管理公共资金的所有权本住宅小区全体业主所有，其使用由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
大会)决定，并报经物业管理主管部门批准，专款用于该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作的启动及公用设施的维
修、更新和建设。
　　第三十五条 住宅维修资金来源：
（一）从房改售房收入中按规定比例提取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养护基金的利息；
（二）住宅用房业主缴纳的房屋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资金。
前款所列（一）项资金，使用时由物业管理企业提出申请，经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审
查并签署意见后，物业管理企业向维修养护基金所有者单位提出使用资金申请，单位同意后向房改资
金管理部门提报资金使用计划，由房改资金管理部门根据房委会审批计划予以拨付。（二）项资金，
由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按规定核准，由物业管理企业直接向业主（不含未参加房改售房的公房所有权
人）收取。
住宅小区内未参加房改售房的公有住房的维修费用，由业主从房租收入中将维修专项费用按
季划转物业管理企业。
住宅维修资金实行专户储存，单楼核算，专款专用，物业管理企业要定期向业主公布使用情况。
　　第三十六条 房屋及其附属设施影响市容或危及公共安全的，业主应及时维修；拖延或拒不维修的，
业主委员会可以委托物业管理企业进行强制维修，费用由业主承担。
　　第三十七条 专业部门委托物业管理企业管理的项目，其维修养护费用从委托费中支付。
　　第三十八条 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公共服务费，由物业管理企业向业主收取；代收代缴服务费，由物业
管理企业向委托部门收取。具体收费标准由价格部门会同物业管理主管部门按国家有关规定确定，并
接受价格和物业管理主管部门的监督。
物业管理企业为业主提供的特约服务收费标准，由物业管理企业与业主商定。
　　第三十九条 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启动基金和维修养护资金应专款专用，财政、审计部门应加强监督，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或挪用。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未取得物业管理企业资质证书从事住宅小区物业管理业务的，由物业管理主管部门责令其
限期补办手续，可并处1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物业管理企业违反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的约定，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管理不善造
成业主、使用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二条 物业管理企业擅自提高收费标准，由价格主管部门按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三条 对未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注册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物业管理经营业务的企
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
其限期改正，并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擅自挖掘小区道路的，或者经批准挖掘小区道路后，未及时清理现场并恢复原状的；
（二）在集中供热区域内擅自建设分散供热设施的；
（三）在公共供水管道上直接装泵抽水的；
（四）擅自在供水、排水、供气、供热管道及设施、公用配电设施安全距离范围内修筑建筑物、构
筑物和堆放物品的。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 规定的行为，物业管理企业有权予以制止，情节严重的，由物
业管理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罚，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六条 依照本办法实施罚款处罚时，应使用省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票据。罚款全部上缴
国库。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对依照本办法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
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施行前已交付使用的住宅小区，未按规划、设计要求进行配套建设的，由原开
发建设单位按规定进行补建和完善，政府也要投入部分资金进行整治改造，并积极创造条 件，按本办
法规定逐步实行物业管理。
　　第四十九条 城市住宅小区以外的其他住宅区、别墅区、写字楼、综合楼等实行物业管理的，可参
照本办法执行。
　　第五十条 本办法委托日照市建设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日照市城市住宅小区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一、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


　　199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首次规定了在商业活动中经营者的贿赂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责任，开始对商业贿赂违法行为进行法律规制。随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6年11月15日发布了《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一次比较明确地界定了商业贿赂的概念。该《规定》第2条指出：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确立及商业交往的频繁，商业贿赂行为的触角也深入到商业活动的各个环节，对公平、开放、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造成冲击与破坏。因此，现行刑法将商业贿赂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但同时并未规定商业贿赂的单一罪名而是分散规定于刑法第三章第三节、第四节、第八章等章节中--商业贿赂犯罪并非刑事立法意义上的术语。


　　理论上，商业贿赂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说以贿赂行为发生的领域为标准，认为凡是发生在商业活动领域的贿赂行为均为商业贿赂。[1]--当然包括以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公务型贿赂犯罪及以非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业务型贿赂犯罪。狭义说以贿赂行为的主体为标准，认为所谓商业贿赂仅指上述业务型贿赂，而不包括公务型贿赂。狭义说将着眼点放在贿赂行为对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而广义说更兼顾了在商业活动中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保护。但是，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在商业活动中所发挥作用的现实、社会政策及司法实践来看，将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公务型贿赂排除在商业贿赂的视野之外是不科学的。[2]


　　根据我国商业贿赂的相关法律规范及司法实践，商业贿赂犯罪是指在作为市场主体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之间及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与政府之间，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为获得交易机会而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给予对方非法利益，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二、我国现行立法中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


　　目前世界各国对狭义的商业贿赂行为即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法典型立法模式，即把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集中规定在刑法典之中。如美国纽约州的《商业贿赂法》、挪威的《一般公民刑法典》及《芬兰刑法典》均以法典或单行法的形式规定了商业贿赂犯罪。其二是附属刑法型立法模式，即把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分散规定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法律中的刑法规范（即附属刑法）之中，而很少甚至根本不体现在刑法典中。如日本刑法典中仅规定了公务型贿赂而未对业务型贿赂作出任何规定，但《日本商法典》第494条规定，公司的特定人员接受有关公司事务的不正当请托，收受、索取或者约定收受财产上的利益的，处5年以下惩役或者50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此外，《不当赠品及不当表示防止法》和《不公正的交易方法》也对业务型贿赂规定了刑事罚则。


　　我国现行刑法将商业贿赂（公务型贿赂与业务型贿赂）犯罪集中规定于刑法典中，其中，业务型贿赂所涉及的条文包括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及第四节的第163、164及184条，公务型贿赂涉及的条文包括刑法分则第八章第385条至393条。有学者认为我国对商业贿赂的立法模式属于法典型与附属型的混合模式，理由是除了在刑法典中规定了商业贿赂犯罪之外，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2条也规定：“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这一观点是存在疑问的--附属刑法，在独立于刑法典之外而存在的刑事责任条款，但作为这一观点论据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的相关条款并不具备附属刑法的实质特征--独立的刑事责任条款，而与日本的附属型立法模式下在刑法典之外的法律中直接规定刑事责任的具体内容根本不同。因此，应认为，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属于法典型的立法模式。过于集中的立法模式虽然满足了刑法稳定性的要求，但在我国加快推进市场经济建设及商业活动的形式与内容不断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又难免凸显出法典型立法应对现实情况的滞后及吸取附属刑法立法模式合理因素的必要性。


　　三、我国现行商业贿赂犯罪立法存在的不足


　　首先，从我国打击商业贿赂的立法沿革来看，对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规制经历了由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向刑事责任的转变，即199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首次规定了在商业活动中经营者的贿赂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责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6年11月15日发布了《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一次比较明确地界定了商业贿赂的概念；现行刑法则在分则第三章第三节以第163条、164条两个条文对业务型贿赂进行刑事制裁。商业贿赂犯罪立法已有15个年头，期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商业活动的蓬勃发展，商业贿赂也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幽灵，其危害作用愈加明显；同时，理论界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对商业贿赂的概念、现行立法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提出了完善的建议，[3]但我国的商业贿赂犯罪立法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立法简单、粗疏的先天不足，之后虽经刑法修正案予以修正，但也只是在《刑法修正案（六）》中扩大了主体的范围，在之前公司、企业人员的基础上增加了“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并由“两高”对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办理进行解释，从总体上而言，现行立法（刑法典及修正案）并未很好地、系统地反映近年来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研究成果，比如，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及构成要件各要素的界定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在刑事立法本身较为粗疏的情况下，仅仅靠通过出台司法解释来查漏补缺可能很难达到目的。


　　其次，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商业贿赂犯罪虽在法典中相对集中地予以规定，但相对于美国纽约州以《商业贿赂法》的单行法形式对商业贿赂行为专门作出规定、《日本商法典》等相关法律规范中设置刑事责任条款而形成众多的附属刑法规范相比，我国现行商业贿赂立法特别是对存在于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之间的业务型贿赂行为仅仅规定了刑法第163条、164条两个条文、两个罪名（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且规定的内容大而化之、较为粗疏。在目前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情况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依据刑法典中寥寥数个条文加以规制，则只能将形式多样的商业贿赂行为归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两个罪名之中。“这种做法将个罪的范围界定得过于宽泛，难以准确反映每个行业的特点，在罪状上无法做到完备地描述”，[4]同时，商业活动的领域广泛、形式多样、部门众多、专业性强，商业活动中的经营者往往并不直接通过刑事法律规范来获知其行为的后果，而主要地是通过其商业活动相关的民商事法律规范、通过民商事法律规范中的附属刑事责任条款来了解其行为的刑法意义，而正因为刑事责任条款存在于不同的民商事法律规范之中，该民商事法律规范往往对可能导致刑事责任的行为特征作出了具体而细致的描述，这就大大降低了刑法典对不同类型的商业贿赂行为进行立法规制的难度，同时，也有利于发挥附属刑事法律规范的威慑力--“有的犯罪发生于特定领域，涉及特定行业的人群，他们更关心的、更容易接触到是调整自己特定职业领域的法律关系的法律，如公司法、教师法、医师法等。相反，刑法典的规定对这些人群而言则较为疏远。因此，在相应的部门法中设置罪刑规范更有针对性，更能有效发挥刑法的功能”。[5]如日本就将业务型的商业贿赂行为分散规定于《日本商法典》等法律规范之中。


　　再次，我国现行刑法中的商业贿赂类型如前所述，可以大致分为公务型贿赂与业务型贿赂，公务型贿赂涉及的条文为刑法分则第八章第385条至393条，而业务型贿赂涉及的条文仅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第四节第163条、164条及184条。仅仅从条文数量上来看，即可以直观地反映出我国现行立法对公务型贿赂的重视及业务型贿赂立法的相对薄弱。公务型贿赂在刑事立法中成为刑事制裁重点，是否就意味着业务型贿赂犯罪的行为结构相对简单而不必耗费过多的立法资源呢？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呈现出行为方式越来越隐蔽、越来越复杂，并随着跨国贸易的增多，商业贿赂的对象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内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甚至包括了对外国国家公职人员进行贿赂。商业贿赂行为的愈加复杂与多样，与业务型贿赂犯罪在现行刑法体系中的次要地位是不相适应的，需要刑事立法对社会现状作出积极的回应，以完善我国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有学者还指出：在我国已经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情况下，应考虑将该公约第8条所规定的“影响力交易行为”纳入我国反商业贿赂的立法体系。[6]


　　又次，与国外商业贿赂的相关立法相比，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仍较为狭窄，不能适应严厉打击商业贿赂行为的司法与现实需要。如美国《模范刑法典》所规定的商业贿赂的主体包括：（1）他人的合伙人、代理人或者雇员；（2）受信托人、监护人或者其他委托人；（3）律师、医生、会计、评估人、其他职业顾问或者其他资料提供人；（4）法人或者非法人团体的主管人员、董事、经理或者其他参与管理事务的人；（5）仲裁人或者其他代表公正的裁决人或者审断人。[7]该法典所规定的主体范围较广，不仅包括了我国刑法中的公司、企业人员，还包括如律师、医生、会计等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法国刑法典规定商业贿赂的主体包括任何职员办事员雇员以及以任何形式领取工资的人，立法更为概括、简练，但所涵盖的范围更加广泛。《芬兰刑法》则规定商业贿赂的主体包括作为公司或者基金会的管理机构或者董事会的成员、常务董事、审计员或者司库或者在代表商业机构履行某项职责的人，其所规定的主体范围亦较我国立法更为宽泛。对比而言，我国现行《刑法》虽然经《刑法修正案（六）》增加了“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但一方面主体范围仍然狭窄，例如，如何处理律师、医生、教师或者裁判等的受贿行为？另一方面，如何界定“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又成为摆在理论界与司法实践面前无法回避的难题。


　　第五，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也对贿赂外国公务员的行为予以规制。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在1997年制订了《禁止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强调成员国在国际商业交易活动中均承担反贿赂的责任。[8]国际商会于1999年修订的《打击国际商业交易中的勒索和贿赂的行为准则》则强调了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及企业共同采取行为以实现国际贸易领域更加透明的目标。[9]我国于2005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1条也明确规定了商业贿赂犯罪。此外，美国于1977年制订了《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简称FCPA），之后历经三次修订，适用对象的范围不仅包括了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的本国公民和经济组织，之后还扩大到对外国企业和公民在美国境内实施的行贿行为。考虑到仅靠美国单方面治理海外商业贿赂，制裁本国企业或向本国人员行贿的外国企业，不仅不利于保护美国企业，美国国会自1988年起，积极寻求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合作，推动美国的主要商业贸易伙伴实施类似的“反海外腐败法”。经过长期努力，美国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共同签订了《国际商业交易活动反对行贿外国公职人员公约》，积极推进全球性的反海外商业贿赂进程。[10]虽然我国早在2005年即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反观我国的反商业贿赂立法，并未将该公约的相关内容转化为国内立法，对海外贿赂行为的立法规制仍付之阙如。这一方面与国际社会协作打击跨国商业贿赂行为的趋势相悖，另一方面，也使得现行立法无法对我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人员在跨国商业活动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组织人员的行为进行法律规制。


　　第六，在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定刑设置上，如美国、芬兰、德国、俄罗斯、法国等国，均在处自由刑的同时规定了财产刑（罚金或没收财产），体现了对财产刑的重视，这也正是对商业贿赂犯罪属贪利型犯罪的直接回应，正是通过广泛地规定财产刑，使得商业贿赂犯罪的行为人获取利益的目的落空，使贿赂犯罪变得无利可图，同时剥夺犯罪分子再次实施犯罪的经济条件，以获得较好的预防及惩戒效果。正如贝卡利亚在其名着《论犯罪与刑罚》第三十章“盗窃”中所言：“对那些大发他人之财的人应该剥夺他们的部分财产”。反观我国现行的贿赂犯罪立法，《刑法》第163条、164条均以“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为区分，例如《刑法》第163条规定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第164条对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数额巨大”的情况下，可以并科财产刑（罚金或没收财产），但在“数额较大”的情况下，仅科以自由刑，而并不附加任何财产刑，似与“重财产刑、轻自由刑”的趋不相符合。


　　同时，在公务型贿赂犯罪的法定刑中设置了死刑，与国际社会减少、废除死刑的潮流相悖。再从司法实践来看，贿赂犯罪中的死刑往往备而不用，因贿赂犯罪而被判处死刑（包括死缓）的公职人员数量并不多。与其设置死刑起不到威慑与惩戒的立法意图反而授人口实，且因“死刑不引渡”的原则为贪腐官员引渡回国追究其刑事责任造成障碍而被动应对，不如主动对贿赂犯罪的法定刑设置予以调整。


　　第七，我国现行立法对贿赂的对象往往认定为财物，范围过窄。而目前多数国家的立法规定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不仅限于财物。例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90条第1款规定：“公职人员由于为了行贿人或其代理人的利益而实施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行为（不作为），或公职人员由于职务地位能够促成此种行为（不作为），以及利用职务之便进行一般庇护或纵容，因而亲自或通过中间人接受金钱、有价证券、其他财产或财产性质的利益等形式的贿赂的，构成受贿罪。《意大利刑法典》将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规定为钱款或其他利益；《德国刑法典》、《奥地利联邦共和国刑法典》也将其规定为利益或财产性利益。新加坡《预防腐败法》对于贿赂犯罪行为对象--报酬的规定则更为详细，在其第2条中强调：报酬包括金钱，或者任何礼物、贷款、费用、酬金、佣金、有价证券或者其他财产或者任何形式的财产性利益，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任何职位、就业或合同；任何贷款、合同债务或其他债务的部分或者全部支付、免除、清偿或者清算；任何其他服务、好处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利益，包括提供保护使之免受任何刑罚或者被褫夺资格的处分或者逮捕，或者使之免受任何纪律或者刑事性质的诉讼或者控告，不论这种诉讼或者控告是否已经进行，还包括行使或放弃行使某种权利、职权或者职责。[11]《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将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界定为不应当获得的利益或任何不正当的利益。


　　四、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