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司法审查的空间

关键词： 司法/法院/审查/审查权


内容提要: 依据法治原则，任何公权力的行为都应当接受合宪性和合法性的审查，从各国的实践看，这种审查主要由司法机关或者类似于司法机关地位的特设机关进行。但受各国政治理念、政治体制、司法机关地位等因素的制约，司法机关并不一定能够对所有的公权力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我国目前正处于司法改革过程之中，司法机关对公权力进行审查必然是司法改革的一大热点。简而言之，我国的司法机关不具备对公权力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基本条件，但完全具备对公权力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基本条件。






“司法审查”这一概念，近些年来成为我国法学界所普遍接受的概念和学术术语。在我国的语境中和政治体制下，并不存在司法审查这一学术概念，这一概念显然是“舶来品”①。关于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我国学者除撰写了不计其数的论文外，已经出版了两本学术著作，一本是罗豪才教授主编的《中国司法审查制度》，一本是傅思明教授独著的《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前一本书因是我国第一本关于司法审查的著作，且因是由罗豪才教授所主编，因此，对于这一概念在我国的普及影响甚巨。本文拟对司法审查的基本含义及我国司法审查的空间作一个探析。


一、何谓司法审查


关于“司法审查”这一概念，西方学者已作过比较多的论述，尤其以美国学者的论述居多。如美国学者盖尔霍恩·利文认为：“法院对机关行动或不行动的审查构成对行政行为的一套重要控制。司法审查与政治控制不同——而司法审查则系统规律地为那些因具体的机关决定而遭受损害的个人提供救济——司法审查试图通过要求有关机关提出能起支持作用的事实及合理的解释，来促进合乎情理的决策。”[1]


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特别是行政法学界的学者们使用这一概念最多，并认为，中国也存在司法审查。


有学者认为，司法审查系指司法机关运用司法审判权对政府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一种法律制度。而在澳大利亚，司法审查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法上的司法审查，另一类是制定法上的司法审查。前者是指普通法院根据普通法所拥有的司法审查权，它们根据普通法的一般原则对政府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后者是指普通法院不是根据普通法，而是依据特别司法审查法，即1977年行政决定（司法审查）法，对政府行政行为所作的审查[2]。还有学者认为， 司法审查是指法院应行政相对人的申请，审查行政机构行为的合法性，并作出相应裁决的活动[3]。


有学者认为，司法审查是国家通过司法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活动进行审查，对违法活动通过司法活动予以纠正，并对由此给公民、法人权益造成的损害给予相应的补救的法律制度。并认为，1998年4 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建立了我国系统、完整的司法审查制度[4]。


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司法审查可以表述为：人民法院依法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国家司法活动[4]。


由上可见，我国行政法学者通常将行政诉讼等同于司法审查，因为我国存在行政诉讼制度，因而得出结论，我国也存在司法审查。


“司法审查”是英美法系国家特有的一个概念和一项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不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即公权力的行使与私权利的行使都由普通司法机关进行判断。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存在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认为公权力的行使存在一定的特殊性，普通司法机关不得对公权力的行使进行判断。这一点在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典型代表的法国最为明显。1790年8月16日至24日国民议会经过辩论作出的一项决议规定：“法院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地参加立法权的行使，也不得妨害或者停止立法机关决议的执行。”（第二篇第10条）“法院不得制定规范，遇有解释法律或者制定新法之必要时，应向立法机关提出。”（第二篇第12条）可见，在法国禁止法院参与立法权的行使或者与立法行为发生关系。这一基本精神在以后的立法中得到了明确确认，以1791年宪法为开端，以后的宪法和有关法律对此都作了明确的规定②。后在法国的刑法中，将此作了更明确的规定：法官若干预立法权和行政权的行使，以渎职罪论处。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法国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成立了专门的独立于普通司法系统的行政法院，由行政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判断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成立了专门的宪法委员会，对立法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判断。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与法国相同，也成立专门的行政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成立专门的宪法法院审理宪法争议。大陆法系国家的普通司法机关只审理普通的法律案件。


英美法系国家则与大陆法系国家不同。英美法系之下，法院的地位非常崇高，法官也具有无比的尊严，法官对所有的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所要适用之“法”都具有解释权，包括宪法和法律。法院对宪法和法律的解释权属于司法权的范畴，并不需要宪法的另行授权。因此，普通司法机关对公权力的行使具有判断的可能性和基本条件。


司法审查之“司法”是指普通的行使司法权的司法机关，而不包括特设的类似于司法机关进行活动的专门机关；司法审查之“审查”仅指对公权力的审查，而不包括对公权力以外的私权利的审查。简言之，所谓司法审查是指由普通司法机关对公权力的行使所进行的审查。由于公权力行使的主体主要是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就权力的内容而言，公权力主要是立法权和行政权，具体而言，司法审查包括对立法权行使的审查和对行政权行使的审查。就对立法权的司法审查而言，它是对立法权行使的合宪性进行的审查；就对行政权的司法审查而言，它是对行政权行使的合宪性和合法性进行的审查。


宪法意义上的司法审查，包括由普通司法机关对立法权行使的合宪性审查和对行政权行使的合宪性审查。行政法意义上的司法审查，是指普通司法机关对行政权行使的合法性审查，包括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和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一般意义上的司法审查是仅就宪法意义上而论的。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条关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第五十三条第一款关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发布的规章”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六十二条第二款关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以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合法有效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国存在行政法意义上的司法审查。

非上市公司实施ESOP计划的法律问题浅析

侍丹青

ESOP起源于美国，全称Emplyee Stock Option Plan，即员工期权计划。有关ESOP的基本概念此处不赘，需要指出的是，期权计划的特点之一是股权并不随合同的签署立即转移，而是于约定期限期满时转移（即行权）。这也是期权计划的核心价值所在：于行权日以当初约定价格购买已升值股权（股票）的预期，可以极大地刺激和提升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动力，正因为如此，ESOP计划成为了欧美各国普遍采用的公司治理方式。
ESOP计划出现在我国并不算晚，但是相应的立法文件却姗姗来迟。目前，针对上市公司实施ESOP计划，我国已经具备了比较完善的操作程序和监管体制，而对于非上市公司，尤其是有限责任公司实施ESOP计划，则不得不称之为“灰色地带”。

• 证监会2006年《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

证监会此文是我国对ESOP计划操作规范和监督管理的第一次详尽规定，是指导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一部重要文件。确切地说，该文件不是从ESOP角度，而是从一个更大的角度，即股权激励的角度对此进行规范，并且将股权激励进一步细分为两类，即“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而后者与所谓的ESOP计划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
该文件的重大意义在于，其从以下各个核心方面对“股票期权”计划的实施进行了相当细致的规定，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1、期权激励对象：原本包括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和其他员工，并且不包括独立董事，但是2008年3月17日证监会发布的《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号》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2号》，将监事从股权激励对象中摘除；
2、标的股票来源：文件规定了两个途径，即增发股票（包括配股）、回购公司股票，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3、股权激励限制：即用于激励计划的股票总数累计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激励对象获得的股票期权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股票期权的有效期为10年；
4、股票定价：即在计划公布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和计划公布前30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之间，取其较高者作为定价的下限，并且该定价还需要通过证监会的无异议函。
从以上各要点可以看出，在证监会的文件规范下，上市公司有了一套成熟的ESOP计划指导和监管体系，这也是在我国实施ESOP计划唯一不进入灰色地带的领域。
但是，此文件仅仅规定上市公司的员工持股问题，而对非上市公司当然不能直接适用，并且证监会也不是非上市公司的监管部门。那么非上市公司实施ESOP的法律规范何在？

• 2005年《公司法》第143条

有看法说《公司法》143条是我国对非上市公司（但仍然仅仅针对股份有限公司）实施ESOP的认可和规范，笔者对此持保留意见，并作一简要分析。
众所周知，该143条是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的例外规定，其中第三项，即“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被认为是对ESOP的立法支持。笔者认为，该143条与ESOP立法支持之间尚存在一定的差距：
1、该143条仅仅规定了可以“将股份转让给本公司职工”，但是并没有规定允许以“期权”的方式转让该股份。而目前我国商法领域尚处在“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的阶段，在没有任何其他规范性文件出台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此143条就推定可以实施“期权”，未免脱离了我国的国情；
2、该143条规定将该股份转让给职工是以“奖励”的形式，而“奖励”一词与ESOP中极其重要的环节——“定价”之间，未免存在着让人无法把握的区别；
3、该143条第三款规定，在此种情形下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所收购的股份应当在一年内转让给职工”。而ESOP的核心价值在于“期权”，即在一定时间内，通常是5年左右，维持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升公司的股权（股票）价值。而此143条紧接着第三款就要求“一年内转让给职工”，直接扼杀了ESOP的“期权”价值，ESOP计划的实施又从何谈起呢？
可以看出，直接依据《公司法》143条作为非上市公司实施ESOP的法理依据，稍显苍白，充其量只能说明，《公司法》为实施股权激励提供了股权来源的一个途径而已。

• “内部职工股”问题

在中国研究员工持股计划， “内部职工股”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根据1993年当时的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内部职工持股管理规定》，“内部职工股”是指“本规定限定范围内的人员作为投资者持有公司发行的股份”。该限定人员包括公司募集股份时花名册上的正式员工、公司派往联营企业和子公司外派人员、董事监事、公司全资附属企业在册职工、公司及其全资附属企业的离退休职工。
该“内部职工股”特点包括：必须印制股权证，不得印制股票，并且该股权证不得由内部职工持有，必须由公司委托的证券公司集中托管。
但是仅仅一年之后，同样是国家体改委，又发布了第33号文，规定禁止发行内部职工股。也就是说，内部职工股是在该特定的一年时间里产生出来的特定历史产物，目前不存在可以利用的空间。
当然，1993年至1994年之间已经发行内部职工股的公司上市后，给证监会又带来了许多烦恼，迫使后者于2003年通过了第11号备忘录，规定“内部职工股”的处理方法有两种，第一为当时合法发行的内部职工股，在企业上市满3年起可以自由流通；第二为非法发行的，以及1994年叫停发行内部职工股之后继续发行的内部职工股，为非流通股，企业上市后该股不得流通。此为题外话。

• 外商投资企业实施ESOP的法律障碍

外商投资企业实施ESOP，又是另外一个值得研究的特例。在此问题上，2002年外经贸委（即现在的商务部）颁布的第575号文《关于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审批、登记、外汇及税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暂不允许境内中国自然人以新设或收购方式与外国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成立外商投资企业。”这个规定目前仍然有效，而其最为直接的作用，就是导致外商投资企业根本不可能实施ESOP计划。
在实践中，不仅不允许中国自然人与外国投资者合营设立企业，已经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也不允许出现中国自然人股东。已经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股东，如果要将股权协议转让给中国自然人，是无法得到审批机关批准的；而外商投资企业制定股权激励计划，以激励雇员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受到股权奖励的雇员通常都是中国自然人，这就使得ESOP计划的实施走入了死胡同。由于法律的上述规定，前述情况都不能顺利实施，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遗憾。 [注]

• 我国非上市公司实施ESOP的现状综述

正如金融业等诸多前沿行业一样，我国非上市公司对ESOP的实践，也远远地走在了立法的前面。早在2005年新《公司法》出台之前，有关实施ESOP计划的报道就连篇累牍了，当然股权来源不是公司回购，而是原股东转让等其他途径；新《公司法》出台之后，因为143条的缘故，ESOP被爆炒了好长一段时间，尝试实施ESOP的境内企业更是数不胜数，不仅股份有限公司，甚至众多有限责任公司也通过“虚拟股票”等变通方式进行尝试。
不得不说的是，我国非上市公司目前没有实施ESOP的法律支持，现实中普遍存在的所谓ESOP，其实质无非是奖金的一种形式，而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ESOP，因为真正的ESOP行权需要进行股权的变更或者股票的买卖，而不仅仅是拥有虚拟股份（股票）和享受分红。

[注] 参见叶军、鲍治著《外资并购境内企业的法律分析》P249，法律出版社2008年1月第2版。


作者：侍丹青，复旦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美国盛德国际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实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