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案看实体法及交易习惯对举证责任分配规定的影响

唐正洪 卢化莉

案件事实

崔永忠生前系沿河县商业贸易公司（以下简称商贸公司）职工。崔永忠与肖永梅于1997年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1998年共同生育一女崔玲玲。翁桂英系崔永忠之母。2001年10月，根据当地政府有关政策规定，通过内部竞卖，崔永忠取得购买商贸公司某特定住房及门面房的资格。于是崔永忠与商贸公司达成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崔永忠以168000元购买公司住房一套及门面一间。后双方办理了该房屋的产权转移登记手续。2002年5月崔永忠因车祸死亡。后商贸公司以崔永忠尚欠购房款48000元为由，要求崔永忠生前同居人肖永梅以及崔永忠之女崔玲玲、之母翁桂英支付该款，诉至法院。肖永梅及崔玲玲辩称，购房款已在崔永忠生前付清，并办理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付款凭据因崔永忠死亡而遗失，商贸公司无证据证明崔永忠仍欠购房款，请求驳回商贸公司的诉讼请求。翁桂英辩称，崔永忠生前欠购房款48000元是事实，但已交的购房款120000元是本人向他人借债所出资，在崔永忠死后，本人无力偿还债务，现已向商贸公司申请退回购房款120000元，如商贸公司不予退还，则本人愿意继续支付购房欠款48000元。

一审判理

一审认为，购房协议合法有效，且已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商贸公司诉请肖永梅、崔玲玲、翁桂英清偿购房欠款，而翁桂英认可尚欠购房款48000元，并明确表示愿意偿还该欠款，故对商贸公司的诉请应予支持。一审遂判决：由翁桂英支付商贸公司48000元购房欠款。

二审判理

二审认为，崔永忠生前对所购房屋已办理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商贸公司主张崔永忠生前尚欠购房款48000元，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商贸公司对其所持事实主张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由于其举证不能，故应承担不利后果。二审遂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商贸公司的诉讼请求。

再审判理

再审认为，该案属于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本案应由购房方承担证明购房款已付清的举证责任，因而二审在处理举证责任的分担问题上适用法律错误，应改判支持商贸公司要求肖永梅、崔玲玲、翁桂英清偿购房欠款的诉讼请求。

评析

一审以自认规则认定本案事实不当。第一、本案有三个被告，被告之一的翁桂英对原告商贸公司陈述的案件事实的承认，不能代表其他被告的承认，对其他被告不产生自认的法律效力。第二、肖永梅、翁桂英虽然同为本案被告，但是两人距离本案待证事实的远近关系不同。肖永梅与崔永忠生前同居生活，是争执房屋的共有产权人之一，同时还是崔永忠死后的房屋继承人之一，而翁桂英仅是崔永忠的房屋继承人之一，显然肖永梅与本案待证事实的关系较近，故一审采用离待证事实关系较远的翁桂英的陈述来排除肖永梅的陈述不当。第三、被告肖永梅、翁桂英不仅对待证事实的陈述不一致，而且两人在诉讼中所持的事实主张相对立，利益格局相冲突。原告商贸公司主张的是崔永忠生前购房款还未付清；肖永梅主张的是其与崔永忠生前所购房屋的购房款已完全付清；翁桂英承认购房款还未付清，同时还主张已付购房款120000元是其所支付，要求返还已付购房款，或者由其继续支付购房欠款48000元。可见，被告肖永梅、翁桂英两人的诉讼主张是相对抗的，两人之间还存在另一争执，在此情形下一审在两被告的陈述之间迳行选择有利于原告的陈述认定案件事实显然不当。

二审与再审均适用《证据规定》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认定本案事实。二审适用的是关于举证责任分配一般规则的规定即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而再审适用的是关于举证责任分配一般规则针对合同纠纷案件的具体规定即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笔者认为再审对举证责任分配规定的理解和适用有所不妥。

第一、《证据规定》与实体法及交易习惯的关系问题。《证据规定》作为一种司法解释，其对举证责任分配的具体规定，一般都源自实体法的规定，是对各实体法中有关举证责任分配具体规定的再现、归纳和系统化，其不得与实体法的规定相冲突。《证据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同样不能与《合同法》的规定相违背。《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事项，按交易习惯确定”该条款虽然不是对合同纠纷案件举证责任分配的直接规定，但会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产生实质性影响。对于房屋买卖合同来说，房屋所有权转移的法律形式为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在一般情况下，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即表明房屋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即购房款已付清。在特殊情况下，也存在购房款未付清而先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情形，但是合同当事人之间必须经过结算形成有书面凭据证明的欠款关系，才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因而，在本案中被告提交了所购房屋的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即完成了证明购房款已付清的举证责任，形式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已转移给原告，在此情形下应由原告承担证明被告仍然欠款的举证责任。可见，交易习惯决定了对于已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的房屋买卖合同，证明购房款尚未付清的举证责任在售房一方。

第二、《证据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在本案中的正确理解和适用问题。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有两种：一是举证责任分配一般规则，即由主张事实成立的一方承担证明该事实存在的举证责任，也即“谁主张，谁举证”，见于《证据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二是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即不由主张事实成立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而由否定事实存在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见于《证据规定》第四条的相关规定。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是对普通案件一般情况下普遍适用的规则，而倒置规则是对特殊案件的特定事实（特殊侵权案件侵权构成要件中某些构成要件）特别适用的规则，该两规则是相对应的范筹关系，在两规则之外法律及司法解释未规定第三种规则。《证据规定》第五条关于合同纠纷案件、第六条关于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相关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均属于举证责任分配一般规则在不同类型案件中的具体运用，并非属于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因而，《证据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仍然是对举证责任分配一般规则即“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具体化，与举证责任分配一般规则具有一致性，两者之间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具体到对前述案件的处理问题上，对该案正确分配举证责任与适用《证据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并不矛盾。对该条款在本案中的适用可以这样理解：对于已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应由履行付款义务的当事人即购房方承担证明购房款已付清的举证责任，但是根据交易习惯，因有办理产权转移登记事实的存在，对购房方可视为已完成证明购房款已付清的举证责任。针对本案，二审运用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正确地解决了本案举证责任的分担问题。而再审割裂举证责任分配一般规则与其具体规定的一致性关系，同时脱离实体法对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与《证据规定》关于举证责任分配具体规定的一致性关系，机械地理解和适用《证据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本案，显然不当。


公司的设立



注：
1、本文作者唐青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北京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主攻公司法。擅长办理公司法律业务，包括公司设立；公司并购重组；公司合并、分立；公司股权变更、分割；公司股权诉讼；股东权益保护等。联系方式：lawyer3721@163.com，13366687472（北京）。
2、本文摘自《新公司法理论与律师实务》（项先权博士主编，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出版）。

一、公司设立的概念及设立行为的性质探讨
（一）公司设立的概念
公司的设立是指公司的创办人为使公司成立而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所进行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公司的设立是一个跨越了私法和公法两大领域，融合了实体法和程序法，具有多种法律关系和法律效果的有机整体，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创设，无论是从设立条件还是从设立程序来说，都较其他类型公司的设立更为复杂。
从公司设立的概念可以看出，公司设立的主体为发起人，设立行为的目的在于最终成立公司，取得主体资格，使其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正由于公司设立的目的在于取得主体资格，使公司成立，因此设立行为只能发生在公司成立之前，并应当履行严格的法定条件和程序。即公司设立必须同时符合制定法所规定的实质性要件和程序性要件，否则任何公司均不得成立。
欲正确理解公司设立的概念和特征，还必须分辨公司的设立与公司的成立这两个法律概念的不同。公司成立是指公司在实质上依公司法组织设立，完成申请设立登记程序，经登记机关审核发给执照，取得法人资格的一种状态。 二者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1、发生阶段不同。公司设立和公司成立是公司取得主体资格过程中一系列连续行为的两个不同阶段：公司设立发生在营业执照颁发之前，公司成立则发生于营业执照颁发之时。实际上，公司成立是设立行为被法律认可后依法存在的一种法律后果。公司设立与公司成立的联系是：公司设立是公司成立的前提条件，公司成立则是公司设立追求的目的和法律后果。2、性质不同。公司的设立，系公司发起人的设立行为，有法律行为，亦有非法律行为；有民事法律行为，亦有受动的行政法律行为。而公司的成立则不是一种行为，而是指公司已取得法人资格的一种状态，是对公司合法身份存在的一种表现形式。3、二者与公司登记的关系不同。所谓公司登记，是指公司登记机关对公司法人团体资格确认的一种法律宣告，是一种公示和监督法律行为。公司登记在本质上仍属公司设立行为，是公司设立这一系列行为的最后一个阶段，而公司成立则是公司设立和公司登记的法律后果。 4、效力不同。即使公司设立行为已经完成，但公司在被依法核准登记之前，属于设立中的公司，此时的公司尚不具备独立的主体资格，仍不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也就是说，如果公司被核准登记，发起人为设立所实施的法律行为，其后果原则上归于公司承受；但如果公司最终未被核准登记，则公司设立行为的后果只能根据发起人之间的设立协议由发起人对设立行为负连带责任。而公司的成立则使公司成为独立的法律主体，公司只有在成立之后，才能取得公司法人人格和公司名称的排它使用权等，而公司设立则无上述人格和权利。

（二）对公司设立行为的性质探讨
公司成立之前进行的目的在于取得公司独立主体资格的全部活动都属于公司设立行为，关于公司设立的法律性质，传统公司法理论认为它属于法律行为，并且主要是民事法律行为。对该法律行为的性质，学说不一，通常有以下三种（其中多以公司章程的订立为例进行分析说明）：
（1）契约行为说。这种理论认为，公司的设立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基础，公司发起人协议、公司章程都是建立在当事人合意基础之上，并对当事人有约束力，是当事人彼此之间达成的合伙契约。
（2）单独行为说。这种理论认为，公司设立行为是每个设立人以组织公司为目的的单独行为，这些单独行为围绕取得公司独立主体资格这一共同目标而结合在一起。单独行为导致每一行为人的单一责任，故每一设立人就设立行为发生的债务负全部给付责任。
　　（3）共同行为说。这种理论认为，公司设立行为是公司发起人在同一目的的驱使下，以多数发起人的意思表示，共同一致作出的行为。该行为的效果是行为人取得同质的股权，即行为人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因而属于民法上的共同行为。
　　在上述三种理论中，共同行为说为通说。契约行为说将公司的设立等同于契约，与公司设立行为的实质不合。公司的设立以创设新的权利主体为目标内容，它是发起人平行一致的意思表示过程，并不像契约的成立那样需要经过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不应该认为章程是发起人之间所订立的契约，不应该用契约理论来说明公司设立的性质。单独行为说，则忽略了发起人设立公司的共同目的，以及全体或多数发起人平行一致的行为，所以单独行为说不仅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而且与事实也不相吻合，不能用这种理论来解释公司设立的法律性质。而共同行为说则揭示了公司设立行为的实质，因为公司设立行为无论是一人代表单独为之，还是发起人或股东共同为之，都是发起人以创设具有独立主体资格的公司为目的的共同一致的意思表示。因此，共同行为说对公司设立的法律性质之说明最为合理。但这种学说并非尽善尽美，因为公司设立行为本身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过程，很难用一种学说完全涵盖众多行为的法律性质。尤其是我国公司法修改之后对一人有限公司予以了认可，对一人公司的设立行为而言，单独行为说显然更能合理地予以诠释。因此，对设立行为法律性质的理论研究应当根据公司制度的发展状况予以相应的调整，不能固化或者僵硬地用一种理论去解释所有的法律现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法律理论的合理和客观，使之具有更鲜活的生命力。

二、公司设立的原则及方式
（一）公司设立的原则
公司设立的原则是指公司设立的基本依据及基本方式。由于不同类型的公司在责任形式及组织结构上不尽相同，并且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奉行的经济政治制度、文化传统、法律观念等的不同，所以对公司设立往往奉行不同的设立原则。概括而言，从公司发展的初期到现在，各国公司立法先后经历了自由设立主义--特许设立主义--核准设立主义--准则设立主义这样一个过程。
自由设立原则又称放任主义，是指公司是否设立、设立何种类型的公司、怎样设立公司等不需要任何条件，完全由设立人自由为之，法律不加干涉。这是在公司刚刚兴起时，不少国家奉行的一种设立原则。这种设立主义使得公司的设立比较容易，符合自由贸易时代客观的经济形势要求，但是其易导致公司滥设，不利于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和经济秩序的稳定。后来很少有国家或地区采用这种设立原则。
特许设立原则，是指公司设立必须经国家元首颁布特许令，或由国家立法机关颁布特别法令予以特许。这种设立原则过于严格，手续复杂，显然不能适应公司普遍发展的要求，并且带有浓厚的封建特权色彩。近代各国公司立法除对某些特殊公司仍采取特许设立原则外，对一般公司的设立已经很少采用这一原则。
核准设立原则，是指公司的设立，除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外，还必须经过行政机关审批。核准主义虽然克服了自由设立主义原则过于放任的缺陷，通过主管部门的实质审查，能大量排除、减少投资人受损机会和受损程度。但由于其审查周期较长，手续繁琐，成本太大，导致市场效率降低，并且容易滋生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所以当今许多国家除对涉及国计民生的公司的设立采用此主义外，在多数情形下已不再广泛采用。
准则设立原则，也称登记设立主义，是指法律对公司的设立条件作出规定，申请人以此为准则，向登记机关申请注册登记，而无须国家主管机关审批即可设立公司。准则主义的推行，是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发展过程相适应的。准则主义不仅克服了特许设立原则和核准设立原则的繁琐，而且规定公司设立不仅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还要经国家主管机关的登记，因而也避免了自由设立原则程序过于简单和不利于管理的弊端。目前大多数国家公司立法均采用这种设立原则。
我国公司法修改之前，公司设立采用的原则是准则主义与核准主义的结合。对于一般有限公司的设立采用准则主义，但由于法律又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要经有关部门审批的，应当在申请设立登记时提交批准文件（第27条）； "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必须经过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第77条）这就意味着，对于有些有限责任公司和全部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我国奉行的是核准设立主义。我国公司设立的上述原则，虽对防止公司滥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却存在着国家行政机关对公司设立干预过多、设立人意思自治难以体现等诸多弊端。并且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一律采取核准设立原则也没有必要。修改之后的公司法第六条规定：“设立公司，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设立条件的，由公司登记机关分别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设立条件的，不得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设立公司必须报经批准的，应当在公司登记前依法办理批准手续。”本条第一款规定，符合公司法规定设立条件的，登记为相应类型的公司，即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此种设立方式为准则主义。这就意味着只要依据公司法，符合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条件，就可直接到公司登记机关办理登记，而无须经过审批程序。本条第二款规定了公司设立的例外情形，即需要审批的情形。这一规定在目前主要适用于特种行业公司的设立，如金融业、保险业、证券业及其他特别规定的行业公司的设立。同时修改之后的公司法取消了设立股份有限公司须经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规定，这充分体现了国家鼓励投资者的政策导向，让有能力的投资者可以自由选择股份公司这种形式，同时审批制的取消也有利于避免因审批权而产生的腐败和权利寻租现象。总之，修改之后的公司法奉行以准则主义为基本，以许可主义为例外的设立原则。
（二）公司设立的方式
公司设立的方式有两种，即发起设立和募集设立。发起设立，又称“同时设立”、“单纯设立”等，是指公司的全部股份或首期发行的股份由发起人自行认购而设立公司的方式。采用发起设立方式设立公司，可以有效缩短公司设立的周期，减少设立费用，降低设立成本。但发起设立方式由于不能向社会公开发行股份，所以其融资能力受到限制，一般仅适用于规模不大的公司的设立。如果公司设立所需的股本较大，发起人又难以认购全部股份或首期股份，则不宜采用这种设立方式。募集设立又称“渐次设立”或“复杂设立”，是指发起人只认购公司应发行股份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对外募集而设立公司的方式。募集设立又可分为定向募集和社会募集两种方式。社会募集方式，是指公司发行的股份除由发起人认购外，其余股份应向社会公开发行。定向募集方式则是指公司发行的股份除由发起人认购外，其余股份不向社会公开发行，但可以向其他法人发行部分股份，经批准也可以向本公司内部职工发行部分股份。采用募集设立方式设立公司，可以把闲散的社会资金充分吸收起来，在短期内募集到设立公司所需的巨额资金，缓解发起人的出资压力，便于公司成立。但募集设立方式由于要向社会公众发行股份，涉及众多投资者的利益，并且还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作为非法集资的手段，因此各国公司法均对其设立程序严格限制。
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由于其人合性强，资本具有封闭性，所以其设立方式为发起设立。而股份公司属于开放性公司，可以向社会发行部分股份，因而股份公司的设立方式可以采取发起设立方式，也可以采取募集设立方式。应当指出的是，根据我国新公司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所有股份公司的设立除可以采用发起设立和社会募集设立的方式以外，还可以采取定向募集的设立方式。在我国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曾经对定向募集公司予以承认。定向募集方式确实具有发起设立和社会募集设立方式所不具备的优点，特别是在股票市场尚未充分开放的情况下，公司可以不受股票发行配额的限制，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方式达到募集资金和改变企业单一产权结构的目的，又可以掌握控制公司股权的主动性，同时在条件具备时还可以转化成社会募集公司。但是，定向募集公司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透明度不高，公司内部职工股与社会公众股之间待遇相差悬殊等。公司法修改之后，取消了国有企业的特别条款，规定所有股份公司的设立均可采用这种方式。法律的这一规定，是根据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客观形势做出的。由于现实的证券市场及其利用它的主体存在诸多问题，基金管理公司有强烈的倾向乐于将基金投资到发起人可靠、设立程序规范、没有债务负担的新的股份公司中，又由于通过公开发行股份设立股份公司的业务暂停，管理公司一方面面临基金升值的压力，一方面为选择投资适当的品种所困，而他们又不愿承担新的股份公司发起人的责任，甚至在投资后也不愿过多涉及公司的管理活动，因此，私募就是应当被推出的合理制度。股份公司设立时，向不超过200人的人募集，应募者可以提供足额的公司设立资金，同时又能满足他们不承担发起人职责、不参与公司管理机关的组建的愿望，因此向特定对象募集股份（私募）就是一项合理的制度创新安排。


注：
1、本文作者唐青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北京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主攻公司法。擅长办理公司法律业务，包括公司设立；公司并购重组；公司合并、分立；公司股权变更、分割；公司股权诉讼；股东权益保护等。联系方式：lawyer3721@163.com，13366687472（北京）。
2、本文摘自《新公司法理论与律师实务》（项先权博士主编，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