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犯制度探析

吴晓娴


一、我国累犯制度的概念与构成条件
　　对累犯从严惩处，是当今世界各国重要的刑罚裁量制度之一。所谓累犯，是指因犯罪而受过一定的刑罚处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于法定期限内又犯一定之罪的罪犯。犯罪分子经过适用和执行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不太长的时间内，再犯性质比较严重的犯罪，表明他与初犯或者其他犯罪分子相比，主观恶性较大，人身危险性较大。因此我国刑法同样规定对累犯予以从重处罚。西方国家规定的累犯，通常可分为普通累犯、特别累犯和混合累犯三种。其中普通累犯，是指曾经犯过罪而又再犯罪，不问其犯罪的种别如何，一概认为是累犯。特别累犯，是指曾犯一定之罪又再犯此一定之罪或同类之罪，就构成累犯。混合累犯，是指刑法既规定普通累犯，又规定特别累犯，兼采普通累犯制和特别累犯制。我国刑法典第65条、第66条规定的累犯，分为一般累犯和特别累犯两种，其构成条件各异。
　　㈠一般累犯及其构成
　　一般累犯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犯罪分子。构成一般累犯，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前罪与后罪是故意犯罪，这是构成累犯的主观条件。前罪是过失犯罪，或者后罪是过失犯罪，或者前后两罪均是过失犯罪的情况，均不能构成累犯。
　　2、前罪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后罪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也就是说，构成累犯的前罪被判处的刑罚和后罪应当判处的刑罚均须为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如果前罪所判处的刑罚和后罪应当判处的刑罚均低于有期徒刑，或者其中之一低于有期徒刑，均不构成累犯。具体而言，若前罪被判处的刑罚是拘役、管制或者被单独判处某种附加刑，后罪虽然是后罪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也不构成累犯；反之，虽然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而后罪却应当判处拘役、管制或者单独判处某种附加刑，同样也不能构成累犯。其中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是指人民法院最后确定的宣告刑是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所谓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是指所犯后罪根据其事实和法律规定实际上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而不是指该罪的法定刑包括有期徒刑。因为刑法典分则所规定的每一罪刑单位的法定刑均包含有期徒刑，如果将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理解为所犯之罪的法定刑中包括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则势必无限制地扩大累犯的范围，这显然不符合我国刑法中累犯制度的基本精神。
　　3、后罪发生在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5年以内。所谓刑罚执行完毕，是指主刑执行完毕，附加刑是否执行完毕不影响累犯的认定。所谓赦免是指特赦。
　　㈡特别累犯的构成条件
　　我国刑法典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累犯，相对于一般累犯而言，是特别累犯，即指因犯危害国家安全罪受过刑罚处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犯罪分子。构成一般累犯，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前罪与后罪必须均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如果行为人实施的前后两罪都不是危害国家安全罪，或者其中之一不是危害国家安全罪，就不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特别累犯。
　　2、前罪被判处的刑罚和后罪应判处的刑罚的种类及其轻重不受限制。即使前后两罪或者其中之一被判处或者应当判处管制、拘役或者单处某种附加刑，也不影响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特别累犯的成立。
　　3、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特别累犯，不受前后两罪相距时间长短的限制。
从以上我国刑法关于累犯的构成来看，执行的是双重标准，也就是将刑法分则中危害国家安全罪作为一般累犯制度的例外，加以界定，体现侵犯国家安全从严惩处的精神。审判实践中真正遇到特别累犯的情况较少，一般累犯应该是司法机关打击的重点。因而，加强累犯制度的研究，对推动我国刑事审判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刑事犯罪的现装与累犯制度的缺陷
　　1996年严打以后，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的状况及新形势下对犯罪状况的分析研究，结合实际，制定出台了现行刑事法典。其中对1979年刑法典第61条规定的累犯进行了修改，主要体现在将构成累犯后罪发生的时间下限由原来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3年改为5年，进行了延长。其理由主要是因为犯罪人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3年以后重新犯罪的仍占相当比例，有必要予以惩罚遏制。实践证明在当时这种规定是富有成效的，有利于积极巩固劳动改造成果使刑满释放人员时时检点自己、不敢再次以身试法，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威慑与自我约束，使其养成守法的习惯。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犯罪状况有了新的特点，据调查，自1997年到2004年八年的时间内，前四年累犯占总案犯的4.2%，过失犯罪占总案犯的6.3%，后四年累犯占总案犯的1.4%，过失犯罪占总案犯的19.3%。以上累犯数字的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出，故意重新犯罪的比例逐年减少，从表面来看是收到了严打的效果。但是我们也清醒的看到，有一大部分犯罪是被排除在累犯打击的对象之外，即过失犯罪。而此类犯罪的迅猛增长，已经成为文明社会的主要犯罪形态，现行累犯制度不能充分发挥刑罚的打防并举的良好社会效果。
　　司法实践中，有时候还会遇到累犯法律适用的难题。据统计，现行累犯，根据其犯罪亲身经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加强，在总结教训之后，一般不再是重操旧业，所触犯后罪与已判刑罚侵犯的客体有很大不同，甚至为逃避法律制裁，选择一种新的、较轻的作案手段危害社会。因而，在检察机关起诉的时候，根据法律规定，一般以累犯提起公诉，而根据被告人所犯新罪的事实和情节，法院有时候需要对被告人处以拘役、管制或但处附加刑等较轻的刑罚，这样就存在公诉与判决的法律冲突问题，有碍司法的权威。使得再犯分子不能得到严惩的后果，判决的社会效应就不会充分体现。为此，加强司法实践，结合社会发展现状及世界各国刑法关于累犯制度的构成，制定与修改我国现行累犯制度就显得很有必要。
　　三、我国累犯制度的重构与设想
　　刑罚具有惩罚与保护，打击与预防的双重功能。和谐社会需要人民群众自觉知法守法，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对个别偶犯、初犯，以教育感化为目的，该依法从轻处罚的，就依法从轻处罚，尽早将其改造成为社会有用之才。对那些屡教不改，重新犯罪的人员，就应该充分发挥刑罚的严厉性，重拳打击，依法严惩，以教育惩戒个别不思悔改的犯罪分子，使其不敢再次触犯这根高压线，充分发挥刑罚的双重功能。为此我国刑法典应建立故意累犯与过失累犯的双重体制，在体现对累犯从严惩处的同时，平衡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大小，搞好利益权衡，区别对待。
　　对故意累犯应采用严格的尺度标准，即指曾经犯过罪而又在任何时候再故意犯罪，不问其犯罪的种别、刑罚的种类及轻重如何，均认定为累犯，依法从严从重处罚。也就是说前罪不论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也不论是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还是管制、拘役、单处附加刑，只要后罪为故意犯罪，就认定为故意累犯，从重处罚。这样作出规定，以使得犯过罪的人在主观方面不再敢重涉违法犯罪的道路，考虑其人身自由所受限制等后果的严重性，而从内心深处打消犯罪的意图，自觉守法。
　　对过失累犯应根据其主观恶性较故意累犯轻微的特点，后罪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5年已内作为时间界限较为适宜，即指曾经犯过罪的犯罪分子，其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内再过失犯罪，就构成过失累犯，对过失累犯应从重处罚，但不受刑法关于累犯不适用缓刑的限制。也就是说前罪不论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也不论是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还是管制、拘役、单处附加刑，只要后罪为过失犯罪，就认定为过失累犯。增加过失累犯制度及对此类犯罪处罚的灵活性，更能够体现我国刑罚对再次犯罪的严惩态度与过失累犯再次挽救的人文关怀，以有利于犯罪分子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并且使得该类案件能够得到及时、妥善处理，在打击犯罪分子的同时，进一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均具有积极的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法治进程的加快，人们越来越可求社会的和谐，文明、进步、发展将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这就要求法治的衡平性更显重要，适时调整我国刑罚典中有关内容，特别是个别法律适用问题，如累犯制度的修改，将具有现实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012年民事诉讼法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修改，这次修改本着建立“公正、高效、权威”民事诉讼制度的总体目标，在制度和条文方面均有所修改，其中在送达部分修改了留置送达方式，增加了电子送达制度，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民事送达的法律依据。新民诉法实施已经半年多，为了更好地把握立法精神，在审判实践中正确适用，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对留置送达和电子送达展开探讨分析，并就完善基层送达提出了一些思考与构想，以期推动我国民事送达法律制度的完善，从而逐步缓解“送达难”问题。

　　关键词：民诉法修改　留置送达　电子送达

　　一、对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送达条文的理解

　　（一）新民事诉讼法修改完善留置送达

　　2012年《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民诉法）八十六条规定：“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受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可以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也可以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并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

　　新民诉法增加了留置送达的形式，即视听资料记录的见证形式。相较于2007年《民事诉讼法》对于留置送达仅规定了一种见证人证明的方式的规定，这次的修改使得留置送达的形式更为切合实际。2007年《民事诉讼法》对于留置送达给予了很严格的限制，要求人民法院须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当场见证，但法律并未规定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代表有义务履行见证职责。而司法实践中，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代表法律意识不强、怕得罪当事人等原因多数不愿到场见证，使得留置送达在司法实践中较为困难。这次修改后，邀请见证人不再是必要条件，而是可供选择项，对于司法实践中见证难的解决是一剂良药。

　　其实，理论界和实务界很早就有人提出取消留置送达见证人的制度，简化留置送达的程序 。但考虑到对于法院送达职权的监督，立法层面一直没有采纳。这次修改，将见证人的规定由“应当”改为“可以”，以立法的形式对留置送达的过于原则的规定进行修改，这是立法的一小步，却是缓解“送达难”问题的一大步。

　　在直接送达拒收比例高的今天，采用视听资料的方式记录送达过程，简便易行，在实践中应及时推广使用。事实上，新民诉法修改以来，使用视听资料固定拒收文书的情形成效显著。在莒南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王某某等借款合同一案中，该案被告人之一王某某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代收法律文书，法院工作人员依照新民诉法规定以拍照方式完成送达。

　　（二）新民事诉讼法与时俱进增加电子送达方式

　　新民诉法八十七条：“经送达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但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除外。采用前款方式送达的，以传真、电子邮件等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随着现代科技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电子科学技术在人民生活中应用越来越广泛、越密切，新民诉法在传统的六种送达方式基础上，也增设了一种新的电子送达方式。

　　对此，国外许多国家已有立法例。英国现行民事诉讼规则第六章文书的送达第二条第七项规定：“根据有关诉讼指引通过传真或其他电子通讯方式送达”。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也有当事人可以用电子手段向法院提交诉讼文件的规定。

　　电子送达有两种主要途径，即传真和电子邮件，并采用兜底性条款：“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这也体现了我国立法体制的前瞻性。科学无界，电子科技发展也是日新月异，新民诉法为未来电子送达方式的发展预留了空间。

　　二、民诉法修改后，送达制度在适用中面临的问题　　

　　“送达难”一直困扰着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以审理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为例，法律文书首次送达失败率高达70%，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特别是在案多人少的今天，更给法院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新民诉法修改后，对送达难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文书送达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

　　（一）留置送达

　　新民诉法突破旧法，规定可以采取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但从法条理解来看，对留置送达的适用条件未作更改：

　　（1）留置对象是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

　　（2）留置的地点是受送达人的住所；

　　（3）留置送达适用于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受诉讼文书的情形。

　　在具体适用中，留置送达面临如下问题：

　　（1）“同住成年家属”的规定限制了留置送达的情形。留置送达对于签收人的范围限于受送达人及同住成年家属，签收人范围过窄。实务中，许多同住成年家属与当事人一同外出，无法留置送达。而受送达人的其他近亲属（一般都住同一个村或组）在家中，由他们转交便于送达，但不符合“同住成年家属”的规定。虽然当前实务中许多法院在遇到上述情形时也是采用由近亲属转交的办法，但是在立法上是没有依据的。　

　　另外，有的观点认为应将“年龄智力相当的未成年子女”列入留置送达的对象。笔者认为不妥，虽然年龄智力相当的未成年子女，与当事人必然有联系，便于转交。但这种“年龄智力相当”规定过于模糊，司法实践中不易把握。

　　（2）关于“住所”。公民以其户籍所在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法人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员流动性增大，离开原住地常年在外务工者数量庞大，大量公民的“住所”与实际所在地不一致，不适宜留置送达。仅就笔者所在辖区陈家白崖一村为例，外出务工占本村村民的57%，还有15%至20%的村民在村周围打工或经常外出，白天家中无人，甚至许多夜晚也经常不住家中，这种情形下无法进行留置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