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五十二号）


　　《辽宁省城镇绿化条例》已由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12年1月5日审议通过，现予公布。本条例自2012年3月1日起施行。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年1月5日





辽宁省城镇绿化条例



2012年1月5日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城镇绿化事业的发展，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建设宜居城镇，增进人民身心健康，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城镇规划区内城镇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

第三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人民政府应当将城镇绿化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年度建设计划，确定本行政区域各项绿化目标，实行绿化目标责任制，安排资金保障城镇绿化建设和管护的需要。

第四条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城镇规划区内的城镇绿化工作。

市、县人民政府确定的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城镇规划区内的城镇绿化工作。

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城镇规划区内的城镇绿化工作。街道办事处依照职责做好辖区内的绿化工作。

城镇规划区内，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由林业、交通、水利、河流保护等部门管理的绿化工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第五条 城镇绿化应当坚持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相结合，遵循因地制宜、生态优先、科学建绿的原则，鼓励和支持城镇绿化的科学研究和先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努力建成总量适宜、分布合理、植物多样、景观优美的城镇绿地（以下简称绿地）系统。

第六条 城镇中的单位和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植树或者其他绿化义务。

鼓励单位和个人以投资、捐资、认养等形式参与城镇绿化建设。捐资、认养的单位和个人可以享有绿地、树木一定期限的冠名权。

第七条 单位和个人应当爱护城镇绿化植物和设施，有权对破坏行为进行劝阻、投诉和举报。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县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以及镇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举报制度，受理有关城镇绿化的举报；举报事项经调查核实后，应当依法及时处理。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城镇园林绿化工作，组织开展创建园林城镇、园林单位、园林居住区和优质园林工程等活动，对在城镇绿化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九条 市、县绿地系统规划，由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等共同编制，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实施，并报上一级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镇的绿地系统规划由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实施，并报上一级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绿地系统规划报批前，组织编制部门应当将规划草案予以公示，并应当采取召开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形式征求有关部门、社会组织和公众以及专家学者的意见。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定期组织检查、督促绿地系统规划的落实，并接受公众监督。

第十条 绿地系统规划应当纳入城镇总体规划。绿地系统规划应当明确绿化目标、绿地规划布局、各类绿地的面积和控制原则等内容。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绿地系统规划，确定各类绿地范围的控制线（以下简称绿线），并向社会公布。

绿地系统规划确定的绿地和已建成的绿地，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绿线管理。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绿地系统规划、绿线和绿地性质、用途；确因基础设施建设等特殊需要改变的，应当按照原批准程序重新审核，报上一级机关审批。

改变绿地系统规划、绿线和绿地性质、用途涉及到城镇总体规划布局变更的，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后，依法履行报批程序，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二条 调整绿线不得减少规划绿地的总量。因调整绿线减少规划绿地的，应当落实新的规划绿地。改变绿地性质、用途造成绿地面积减少的，应当在该绿地周边补建相应面积的绿地。

第十三条 城镇总体规划应当安排与城镇性质、规模和发展需要相适应的绿化用地面积，并应当优化绿地分布结构，实现绿化覆盖的均衡化。城镇建成区绿地率不得低于百分之三十五，绿化覆盖率不得低于百分之四十。

第十四条 建设项目应当按照规划安排附属绿化用地。

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时，应当按照绿地系统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下列标准确定建设项目附属绿化用地：

（一）新建居住区的绿地面积不得低于居住区总用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

（二）城镇道路主干道绿化带用地面积不得低于道路总用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次干道绿化带用地面积不得低于道路总用地面积的百分之十五；

（三）学校、医院、休疗养院所、机关团体、公共文化设施等绿地面积不得低于单位总用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五；

（四）交通枢纽、仓储、商业中心等绿地面积不得低于项目总用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

（五）产生有害性气体及污染企业的绿地面积不得低于项目总用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并根据国家标准设立不少于五十米的防护林带；

（六）城镇内河、海、湖等水体及铁路旁的防护林带宽度应当根据水利、铁路等用地范围，条件允许的应当不少于三十米，并符合河道防洪、铁路安全运输等要求；

（七）生产绿地面积不得低于城镇建成区总面积的百分之二。

属于旧城改造区的建设项目附属绿化用地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并严格履行审批程序。

第十五条 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建设项目因特殊情况达不到附属绿化用地标准的，应当征求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第十六条 绿地建设按照下列规定分工负责：

（一）城镇人民政府投资的公园绿地、道路广场绿地、市政设施绿地、防护绿地等，由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镇人民政府组织建设；

（二）单位附属绿地，由该单位建设；

（三）居住区绿地，由建设单位建设；

（四）铁路、公路、机场、河道等管理范围内的防护绿地，由相应的主管部门组织建设；

（五）生产绿地，由其经营单位建设。

前款规定以外的绿地，由市、县、镇人民政府按照有利于建设、管护的原则确定建设单位。

第十七条 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应当与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时落实管护责任。

建设项目附属的绿化工程设计方案，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审批时，应当有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参加审查。

城镇的公园绿地、居住区绿地、风景林地和干道绿化带等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应当按照规定报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进行施工。设计方案确需改变时，应当经原批准机关审批。

第十八条 从事城镇绿化工程设计、施工、监理的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

依法应当实行招标的城镇绿化工程，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进行招标。

第十九条 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应当纳入建设工程竣工验收范围。组织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的单位，应当通知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参加验收。附属绿化工程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建设单位应当自验收合格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附属绿化工程的竣工验收资料报送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有关资料应当纳入城镇建设档案进行管理。

第二十条 绿化工程建设应当符合国家和省有关标准和规范。

鼓励、推广和大力发展立体绿化，开展阳台、屋顶、高架路、立交桥等建筑物的立体绿化和建筑物立面的垂直绿化，但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影响建筑物安全。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科学规划和种植城镇绿化植物，广泛应用环保、节水技术，加强苗木基地建设，选育、引进节水耐旱、抗病性强、美化效果好的优良植物品种，培育适合本地生长的乔、灌、花、草等绿化植物品种，提高绿化植物成活率。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严格保护现有绿化成果，提高保存率，加强对城镇依托的山坡林地、河湖水系、湿地等自然生态敏感区域的保护，维持城镇地域的自然风貌；应当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广泛应用乡土植物，不得随意更换树种或者盲目移植大树绿化。



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



第二十三条 绿地的保护和管理按照下列规定分工负责：

（一）城镇人民政府投资的公园绿地、道路广场绿地、市政设施绿地、防护绿地等，由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镇人民政府负责；

（二）单位附属绿地和单位自建防护绿地，由该单位负责；

（三）居住区内依法属于业主所有的绿地，由业主或者业主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负责；

（四）铁路、公路、机场、河道等管理范围内的防护绿地，由相应的主管部门负责；

（五）生产绿地，由其经营单位负责；

（六）建设工程范围内保留的树木，在建设期间由建设单位负责。

前款规定以外的绿地，由市、县、镇人民政府确定保护和管理单位。

负有绿地保护和管理责任的单位和个人，可以通过招标或者其他方式委托专业养护单位进行绿地养护。绿地养护应当符合城镇绿化养护技术规范和标准。

第二十四条 绿地保护和管理实行目标责任制。绿地保护和管理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方式落实目标责任制：

（一）建立健全绿地保护和管理责任制度，明确岗位保护和管理责任，确定责任人；

（二）签订绿地保护和管理责任书，制定奖惩措施，并由责任人签字；

（三）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签订绿地保护和管理协议，明确各相关方保护和管理责任；

（四）建立绿地保护和管理目标责任制档案。

第二十五条 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绿地保护和管理目标责任制考核。考核结果应当书面通知被考核单位，并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绿地。因建设或者其他特殊需要临时占用绿地的，应当经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依法办理临时用地审批手续，按照有关规定缴纳补偿费。

临时占用绿地期限不得超过一年；确需延长的，应当办理延期手续，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一年。临时占用期满后，应当及时归还并恢复原状。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城镇公园绿地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确需开设商业、服务摊点的，应当向城镇公园绿地管理单位提出申请，经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同意后，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营业执照，在城镇公园绿地管理单位指定的地点从事经营活动，并遵守城镇公园绿地和工商行政管理的规定。

在城镇干道绿化带开设机动车出入口的，应当经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依法向有关主管部门申请审批。

第二十八条 开发利用绿地地下空间的，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建设规范，地下设施上缘应当留有符合植物生长要求的覆土层，不得影响树木正常生长和绿地的使用功能。

第二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植、砍伐城镇树木。

确因城镇建设、居住安全和设施安全等特殊需要移植树木的，应当经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移植原因和株数应当在移植现场公示，接受公众监督。移植树木未成活的，应当补植相应的树木。

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无移植价值的树木，经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可以砍伐；按照有关规定需要缴纳补偿费的，还应当缴纳补偿费：

（一）经鉴定已经死亡的；

（二）严重影响居住采光、居住安全的；

（三）对公共设施运行安全构成威胁的；

（四）发生检疫性病虫害，可能危及其他植物的；

（五）因树木生长抚育需要的；

（六）建设工程用地范围内无法保留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一次移植、砍伐三十株以上树木的，应当报市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一次移植、砍伐五十株以上树木的，应当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条 城镇新建、改建、扩建管线、交通设施等公共设施应当避让现有树木；确实无法避让的，相关单位在施工前应当会同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确定保护措施。

第三十一条 绿地保护管理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根据需要，按照城镇绿化养护技术规范和标准对树木进行定期修剪。

因树木生长影响管线、交通设施等公共设施安全的，相关单位可以向城镇绿化管理部门提出修剪请求，城镇绿化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兼顾公共设施安全使用和树木正常生长的原则组织修剪。

居住区内的树木生长影响居民采光、通风和居住安全，居民提出修剪请求的，保护管理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及时组织修剪。

第三十二条 确因抢险需要砍伐、迁移、修剪树木的，抢险单位可以先行处理，但应当在抢险后四十八小时内向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并补办有关手续。

第三十三条 城镇古树名木实行统一管理，分级保护。

树龄在三百年以上或者特别珍贵稀有，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重要科研价值的古树名木，实行一级保护；其余古树名木，实行二级保护。

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城镇规划区范围内的古树名木进行普查、鉴定、定级、登记、编号，并建立档案，挂牌设立标志。

第三十四条 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划定古树名木的保护范围，明确管护责任，加强保护管理。

在单位管界内或者私人庭院内的古树名木，由该单位或者居民负责养护，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和技术指导。

第三十五条 禁止砍伐或者擅自迁移古树名木。

确因省以上重点工程项目或者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特殊需要迁移古树名木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一）实行一级保护的古树名木，向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其审查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二）实行二级保护的古树名木，向市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其审查同意后，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三十六条 禁止下列损害城镇绿化的行为：

（一）在树木上刻划、张贴或者悬挂物品；

（二）在施工等作业时借用树木作为支撑物或者固定物；

（三）剥损树皮、树干、挖根或者随意摘采果实、种子以及损毁花草；

（四）向树木旁或者绿地内排放、堆放污物垃圾、含有融雪剂的残雪，以及喷撒、倾倒或者排放有害污水、污油、融雪剂等影响植物生长的物质；

（五）在绿地内擅自设置广告牌或者搭建建筑物、构筑物；

（六）在绿地内采石、挖砂、取土、建坟、用火或者擅自种植农作物；

（七）损坏绿化设施；

（八）其他损害绿化的行为。

第三十七条 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城镇绿化资源调查，建立绿化资源档案，完善绿化管理信息系统，依法公布绿化建设、养护和管理的相关信息；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开展绿化资源监测和效益评估。

第三十八条 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绿化植物的检疫和有害生物防治，建立有害生物疫情监测预报网络，编制有害生物灾害事件应急预案，健全有害生物预警预防控制体系。

禁止使用有病虫害的苗木、花草和种子进行绿化。苗木、花草和种子未经植物检疫机构检疫的，不得引进。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新建建设项目附属绿化用地面积未达到规定标准的，由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项目附属的绿化工程设计方案或者城镇的公园绿地、居住区绿地、风景林地和干道绿化带等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施工的，由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占用绿地、临时占用绿地不按期退还，以及擅自在城镇公园绿地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的，由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归还、恢复原状，并可以按照缴纳补偿费的两倍以上三倍以下处以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砍伐、移植城镇树木的，由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补植树木，并可以处所砍伐、移植树木价值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砍伐、擅自迁移古树名木或者因养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亡的，由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可以按照评估价值三倍以上五倍以下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并可以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在树木上刻划、贴张或者挂悬物品，以及剥损树皮、树干、挖根或者随意摘采果实、种子、损毁花草的，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二）在施工等作业时借用树木作为支撑物或者固定物的；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三）向树木旁或者绿地内排放、堆放污物垃圾、含有融雪剂的残雪，以及喷撒、倾倒或者排放有害污水、污油、融雪剂等影响植物生长物质的，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四）在绿地内擅自设置广告牌或者搭建建筑物、构筑物，以及采石、挖砂、取土、建坟、用火或者擅自种植农作物的，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五）损坏绿化设施的，处该设施价值三倍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城镇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擅自变更绿线，改变绿地性质、用途的；

（二）未落实绿地保护和管理目标责任制以及履行考核责任的；

（三）违规办理临时占用绿地和砍伐、移植城镇树木以及迁移古树名木审批手续的；

（四）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有关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2012年3月1日起施行。










信访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

周永坤


一、陷入困境的信访

信访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特色的制度，虽然外国也有与中国的信访相类似的制度，例如法定的行政中介人制度、俄罗斯的投函政治制度、新加坡的中央申诉局制度、瑞典的行政专员制度等等。但是一个自上而下遍及立法、行政、司法各个部门接受投诉并解决纠纷的制度系统在世界上大概是独一无二的。

信访制度已经与新中国同在了半个多世纪，它发端于195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依应星的研究，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51年至1979年的大众动员型阶段，二是1979年到1982年的拨乱反正型阶段，三是1982年至今的阶段,[1]这大致是可取的。1950年代，在传递社会信息与解决纠纷的制度严重缺失的条件下,信访是一个有用的制度，它表达是新的政权与人民之间的亲密联系,同时是官员凭新理念解决社会纠纷的一个高度灵活与随意的制度。在一个缺乏起码民刑法律与宪法的动员型社会中，它几乎是唯一的、自然的选择。它的主要任务是服务于政治斗争，服务于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是政治权威利用民众清除政治对手的制度，它的典型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告密行为。第二阶段的信访是大乱以后社会调整的产物，它的主要内容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它的功绩是为成千上万的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右派平反和为文革中受到冲出的人们陈情昭雪。在这一特殊时期，由于司法的权威严重不足，信访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代偿功能便得到迅速发展，一度成为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但是它明显地具有临时性、权宜性。随着历史问题的解决，随着中国大量法律的制定与法院制度建设的加强，法院在中国纠纷解决制度中的地位日益增强，信访制度一度开始弱化。[2]

前两个阶段信访生存的社会条件是单位社会，在一个单位社会里，一个单位就是一个社会，由于单位领导对下握有经济与政治的全权，加上人们的利益主要来自权力的分配，人们产生纠纷的概率不高，且大量的纠纷在单位内就消化了，法院只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那个时代里我国社会的低诉讼率就是证明。1980年代中叶以后，单位社会迅速解体。首先是农村的土地承包制使以生产队为基础的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组织严密的单位社会解体；接着是城市的改革与大量公有制经济单位的破产与转制、个体经济的放开与外资的引进使城市的单位也随之大量解体。单位的衰落导致单位为中心的社会逐步解体，与此相应的是以契约为中心的社会的发生与发展，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中的一个核心现象。这是一个宏大规模的社会重组运动。

单位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型产生两个重要的社会后果：一是人们的关系类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单位社会里，人际关系的主要类型是纵向服从关系，是权力服从关系，而在契约社会中人们的基础性关系是平权的关系，是权利关系。由此产生了第二个变化：纠纷的大量涌现。在权力服从型的关系中，由于主要的关系是权力服从关系，这种关系中发生纠纷的概率相对低，同时由于力量的不平衡，许多矛盾被权力所掩盖：在那样的社会情景下，除了权力对弱者的道德同情以外，弱者没有办法与它讲理，所以他们通常的选择是“忍”。因此外化出来的纠纷很少，“走出”单位的纠纷就更少。契约社会则不然。在契约型社会里，由于人的关系是平等的权利关系（起码理应如此），双方发生纠纷的概率本身就很大，再加上双方平等的权利主体这一现实使纠纷不容易解决；失去经济与政治权力的基层社会的权力拥有者解决纠纷的能力随之下降，纠纷便大量由基层向上传递。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需要新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这给提高法院的权威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事实上我国法院的权威在1980年代中叶前后是1949年以来最崇高的。[3]

但是可惜的是，由于根深蒂固的人治传统，这法院地位的崛起被认为是不合中国国情的。一方面是社会将解决纠纷的希望寄托于各级各类的非司法机关而非法院——我们的许多纠纷是法院不予受理的：另一方面纠纷主体在高昂的诉讼成本压力下和非诉讼制度利好的引诱下纷纷走向非诉讼的机关。[4]这样，随着1990年代中叶市场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所带来的单位社会解体的加速，新社会纠纷大量拥向信访部门，这就形成了新的上访热。上访热的制度回应就是各级各类的机关内部都成立了信访机构，甚至法院也不能例外。信访机构由一个传达社会信息的渠道逐步变成了解决纠纷的正式机构。不唯如此，通过信访机构与各地最高权力的联系，信访机构事实上取得了走向“超级法院”的通道的角色，甚至本身就扮演着超级法院的角色，成为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部分，极端的就成为最终的纠纷解决机构。所谓的“涉法信访”就是法院只是解决纠纷的“次级”机构的明证——法院的判决不是最终的，当事人通过信访可以重新启动司法程序，甚至在种种司法外权力的重压下不得不作出与自己先在的判决不一致的判决。因此，在理论上，只要当事人对法院的判决不满意，当事人就有可能通过上访启动高于法院的权力来否定对自己不利的判决，法院判决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最终性被打破。[5]

成功上访的信息刺激了民众上访的积极性，上访积极性的增加导致上访人数的增加，上访人数增加的压力促使信访机构提高效力，并促使社会对信访机构的投入以增加上访的产出。最近10年来，强化信访的努力在各地都存在，这一趋势在组织上的反应就是信访机构的行政级别普遍升格，信访机构权力不断增加，信访与权力评价的关联度日益加深，信访量的多少成为衡量政绩的重要指标。这一努力的结果无疑是大大增加了信访的产出。

信访产出的增加在两个方面刺激了社会的信访热情。一是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通过信访途径快速、合法地维护了自己的权利，这将许多受到侵害的良善公民走向信访；二是信访使一些人取得了非制度甚至是非法的利益，起码信访使一些人（不是全部）通过上访取得了在制度内无法获取的利益。因为信访的产出往往是非制度性的、甚至是反制度的，[6]因此，与人们降低上访的初衷相反：信访产出的上升又刺激了上访的积极性，最终形成了无法解决的上访洪流。在最近１０年以来，信访量逐年增加。据官方统计，中国２００３年全年信访超过1000万件。国家信访局周占顺局长在去年接受《半月谈》采访时也坦陈：信访活动目前相对活跃。据统计，从1993年群众来信来访总量开始回升以来，信访数量上升现象已持续10年。[7]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从2003年1月1日到11月26日为止，共收到上访信件52852封，比上年同期增长了近20％。同一时间段，同比增长近1／3。周占顺局长同时指出，近期以来，群众集体访、重复访和赴京访增加，来全国人大信访接待室上访总件数为17063件，上升幅度大，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行为激烈。[8]各地的信访大体也呈现类似的情况。2000年至2003年，四川省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信访量一直居高不下，权力机关信访量增加43.9％。[9]为应对这一局势，各地的信访投入日益增加。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及相关职能部门都设有信访机构。社科院课题组分析认为，由于信访机构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隶属关系，中央信访机构对地方及中央各部门信访机构之间的管制协调能力十分有限，缺乏强制约。各级信访机构在没有任何监督下对信访案件实行层层转办，导致信访不断升级，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10]　　

进入21世纪，信访工作可以说已经走到了尽头。各种关于信访改革的呼声日高。从2002年开始，关于将信访纳入法制轨道与改革信访工作的文章开始涌现。[11] 2004年5月至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于建嵘和他的6人课题组一起对中国的信访制度进行了专项调查研究。这一调查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规模的针对上访人群的调查。课题由国家软科学基金会资助。课题组的数据和结论全部来自于实证调查。调查通过对上访人群发放问卷和深度访谈、分析来自全国各地2万多封控告信、与部分信访官员进行座谈及进驻“上访村”体验生活等形式进行，历时半年的调查结果最终表达的是一个清晰结论：信访制度作为历史产物已无法适用于当前，相反已是弊端丛生。“如果不进行彻底改革，将会产生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12]

信访制度已经直到了死胡同，改革势在必然，但是如何改革才能解决这一世纪难题？

二、两种对立的改革思路

对信访潮的理论回应产生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改革思路：强化信访与取消信访。

主张强化信访的是国家信访局的官员和大部分学者。２００１年就有人提出建立“大信访”的建议。[13]最近中国科学院国情中心研究员康晓光提议赋予信访部门更多如调查、督办甚至弹劾、提议罢免等权力，它建议将行政问责制与信访结合起来。国家信访局张彭发主任也认为应该强化信访，加强现行信访部门的权力。有些人士已经建议出台《信访法》，甚至效仿法院两审终审制，确定两访终访制，用以保证有限度的上访，将其纳入法制化轨道。

强化信访的理由大致可以归结为三条：一是信访必须解决问题，为了解决问题必须有权。中国科学院国情中心研究员康晓光认为，信访部门的功能无非两个：信息反馈和解决问题。“如果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谁愿意劳民伤财甚至倾家荡产地来北京。但如果信访部门没有足够的权力解决问题，那就是形同虚设。”二是中国的国情，司法不独立，需要这样的一个反馈系统。他指出，“我们是一个行政主导的国家，在司法难以真正独立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这么一套反馈系统来了解社会存在的问题，了解民众的需要。这是一个没有门坎的系统。”三是中国的救济方式太少。例如宪法学者杜钢建认为，中国目前的权利救济方式不是太多了，而是严重不足，不能仅依赖司法救济这一条路。[14]

强化信访的思路已经进入修改后信访条例的草案。原本要在2004年11月份出台的新的信访条例草案最明显的变化是部分扩大了信访机构的权限，增加了一些“实权”。此前，国家信访局研究室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露，信访机构权力有限是导致信访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但由于严格的保密措施，人们无法获知更多有关扩大权限的具体内容。[15]有的地方更是走在中央的前面，率先开始强化信访的功能与权力。例如，《四川省信访条例》草案就对信访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信访机关被授予交办权和督办权。这使信访机关这个曾经的“传声筒”变成了一个“实权单位”。更鲜明的是，明确了有关部门在交办和督办过程中的法律责任，并在全国首次提出行政问责制，直接授予信访机构对办理机构人员处分的建议权，通过明确法律责任，防止置之不理。[16]

与此相反，少数学者主张弱化甚至取消信访。社科院的于建嵘研究员是其代表。于建嵘认为，老百姓可以提意见和建议，把信访视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但一定要把公民权利救济功能从信访制度分离出去，以确定司法救济的权威性。”[17]





在这两种绝然不同的声音中，强化信访的主张显然占了明显的上风。它不仅有学者的论证，更重要的是，它有官方的支持。在中国的国情下，决定立法的首先是官员。新《信访条例》的出台无疑为这一短暂的争论打上了句号。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中国的纠纷解决制度究竟向何处去？法治与与和谐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纠纷解决机制？或者，什么样的纠纷解决机制才能将社会导向法治与和谐？新《信访条例》当然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例如，疑难信访事项可举行听证，过激信访构成犯罪将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对信访人保护的细化，信访方式的多样化，信访便民原则的细化，信访事项范围的扩大等。但是，新《信访条例》赋予了信访部门交办权、督办权，使信访部门从单纯的收发室走出，便于信访案件的监督和相关部门的及时办理；由过去的两级信访变为三级信访，加大了对相关部门的督办力度。很明显，它贯彻的是一条强化信访的思路。众长远来看，它对中国的纠纷解决制度将产生何种影响？这是一个涉及中国社会是否能走向法治的重大问题，不能不认真对待。



　　要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就必须对信访制度作一个全面的剖析。

三、作为纠纷解决制度的信访制度的利弊

应当指出，信访权是我国各部宪法所保障的，是宪法性的权利，信访制度是一种行使宪法规定的权利义务的方式。作为国家机关，接待信访是它的义务；作为公民，信访的权利依据是“信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