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定自首的几个疑难问题

闵涛


　　自首是我国刑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刑罚制度，是我国惩办与宽大刑事政策在量刑方面的具体体现。正确贯彻执行这一制度对于及时侦破案件、分化瓦解犯罪势力、促使罪犯认罪服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正确地认定自首，依法适用刑罚，最高人民法院在1984年4月16日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当前处理自首和有关问题具体应用法律的解答》的基础上，又于1998年4月17日公布了《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许多问题给予了明确规定。然而，在具体适用该解释时，就某些问题仍然会时常发生争议，有必要予以分析澄清。

　　一、“双规”期间供述罪行的，能否成立自首？

　　行为人主动向纪委投案或者因形迹可疑被纪委盘问教育后如实交代本人犯罪行为的，应当认定为自首，这一点实践中一般不存在疑议。但行为人被纪委“双规”后被迫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行为的，是否应认定为自首，则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这种行为仍然符合自首的成立条件，应当认定为自首；有的认为这种行为刑法和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规定，不应当认定为自首；还有的则认为纪委的“双规”措施相当于司法机关的强制措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更为严厉，因此，行为人在“双规”期间如实供述的罪行与纪委所掌握的罪行不是同种罪行的，应当以余罪自首论，如果供述的是同种罪行，则不应当以自首论。笔者认为，对这种情况原则上应当认定为自首。理由如下：1、这种行为符合自首的成立条件。根据刑法第67条的规定，要成立自首，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自动投案；二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其中，自动投案是如实供述罪行的前提，如实供述罪行是成立自首的关键。因此，“如实供述”应采严格标准，要求单独犯必须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共犯必须如实交代自己的以及所知的同案犯的主要犯罪事实，主犯则必须交代所知道的整个共同犯罪的事实。“自动投案”则可采取较为宽松的解释，对投案的对象、时间、场所、方式和动机等不作特别限定，只要行为人出于己意自愿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都应当视为自动投案。行为人接到“双规”通知后，虽然到案有一定的被动性，但也经过其自由意志的选择，是自愿接受国家机关的审查和监督，只要其能如实供述本人的罪行，就应认定为自首，这是惩办与宽大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罪犯自动投案、悔过自新、不致隐藏在社会上继续作案。2、“双规”不属于司法机关的强制措施。根据《行政监察法》第二十条第（三）项规定的“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但是不得对其实行拘禁或者变相拘禁”，以及《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是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规定的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党纪、政纪案件的必要措施。这种措施虽然也有一定的强制性，但与司法机关的强制措施却有着质的不同。首先，作出的主体不同。目前，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政府监察部门是采取合署办公的工作方式的，“双规”措施是由行政监察机关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联合作出的，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是由司法机关作出的。其次，适用场所不同。“双规”措施必须在规定的地点进行，但规定的地点不能是司法机关的办公处所、羁押场所和行政部门的收容遣送场所；司法机关强制措施则没有适用场所的限制，根据需要可以在任何场所进行。第三，适用的前提不同。适用“双规”的前提是行为人有违反党纪、政纪的行为；适用司法机关强制措施的前提是行为人正在实施犯罪或者已实施了犯罪或者有实施了犯罪的嫌疑。第四，适用的对象不同。“双规”适用的对象是党纪、政纪违法者，司法机关强制措施适用的对象是现行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因此，被纪委“双规”后而交代违法违纪事实的，不管行为人所交代的事实（包括犯罪事实）是否已经为纪委所掌握，都应视为司法机关未掌握，从而一律适用刑法第67条第1 款一般自首的规定，而无适用该条第2款余罪自首的可能。那种认为如果行为人所供述的罪行如果与纪委所掌握的罪行相同就不能认定为自首的观点，显然是与法律规定相悖的。

　　实践中，纪委在查处案件时，有可能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犯罪线索和证据，基本上可以认定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纪委在对行为人查问核实并作出党纪政纪处分后，即将案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此处情况类似于行政机关移交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的刑事案件。由于行为人的犯罪事实已为纪委所掌握，行为人又是一般性地承认纪委所指证的犯罪事实，并未供述新的犯罪事实的，所以只能算是坦白，不能认定为自首。实践中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即当纪委发现所查处的特定案件有可能构成重大犯罪时，往往会同公安、检察等司法机关对案件展开调查，当对行为人适用司法强制措施后，行为人被迫承认犯罪事实的，则不应认定为自首。

　　二、劳动教养期间供述罪行的，能否成立自首？

　　劳动教养是指国家劳动教养机关机关依照劳动教养法规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或者有轻微的犯罪行为，不够或不需要给以刑罚处罚，而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采取限制其人身自由、进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治安行政处罚措施。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规定，劳动教养的对象是违反治安管理法规，屡教不改的人，或者是有轻微的犯罪行为，但尚不够被追究刑事责任，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被劳动教养的人如实供述本人的罪行的，能否成立自首呢？对此，实践中也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被劳动教养人员丧失了人身自由，类似于服刑犯，因此其只有交代出与劳动教养原因不同的行为的，才可以以余罪自首论。如果交代出的罪行与劳动教养原因相同，只是在程度上更为严重需要适用刑罚的，则不能算是自首。有的则认为如果将劳动教养人员排除在自首主体之外，不利于鼓励其积极改造，与自首制度的立法本意相违背，因此应将劳动教养人员主动交代本人罪行的情况一律作自首处理。笔者认为，劳动教养措施毕竟只是一种行政处罚，它既不同于司法强制措施，也不同于刑罚处罚。行为人的人身自由虽然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其意志是自由的，也没有罪行被他人发觉的现实“危险”。因此，行为人在劳动教养期间供述本人罪行的，包括对劳动教养原因的事实作出重大更正和补充，以致有适用刑罚必要的，都应认定为自首。

　　三、 翻供后，能否成立自首？

　　实践中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有的犯罪行为人主动投案后，在前一诉讼阶段尚能如实供述本人的罪行，但在随后的诉讼阶段，如审查起诉阶段、一审阶段、二审阶段等，由于畏惧严厉的刑罚或者受到他人不当教唆等原因，思想上又出现反复，以致又推翻原来的供述。对于这种情况，只要其他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证明行为人实施了指控的犯罪行为的，就应当对其定罪处罚。但行为人先前的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行为能否认定为自首，则有不同意见。根据《解释》规定，如实供述的最后阶段是在一审判决前。换言之，如果被告人投案后，在一审判决前没有如实供述，但在二审期间出于某种动机才如实供述的，则不能认定为自首。笔者认为，原则上只要行为人在任一诉讼阶段有推翻原供、拒不承认本人罪行行为的，即不应以自首认定；只有行为人在整个诉讼阶段自始至终如实供述本人罪行的，方可以自首认定。因为行为人只要有一次翻供行为，就表明其并没有悔罪之心，其主观恶性并没有真正消除或者减弱，对其从轻处罚的法律基础已经消失。另外，司法机关还得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挖掘搜集其他证据来证明行为人犯罪的成立，因而自首的客观效果亦不复存在。鉴于行为人先前的供述行为没有保持必要的延续性，其积极效果已被其后的翻供行为所抵销，因此，自然就没有适用自首的余地。当然，行为人翻供后，司法机关经过侦查，没有找到其他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而行为人重新又如实供述的（包括在二审供述），则仍应认定为自首。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要注意区分翻供与辩护、上诉的界限。辩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根据事实和法律，针对控诉提出材料，发表意见，进行反驳和辩解的一种诉讼行为。辩护既可以针对案件的事实认定问题进行，也可以针对案件的法律问题进行。对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辩护时，由于与案件的事实问题无关，故不存在行为人翻供的可能。而案件的事实认定问题又可分为对构成要件事实的认定和对非构成要件事实的认定。当对案件的构成事实问题进行辩护时，由于其影响案件的定性，行为人对部分或全部事实进行否认，即可能导致整个犯罪不能有效成立，等于推翻了先前的有罪供述，应当认定为翻供；当对案件的非构成事实进行辩护时，由于其主要影响对案件的量刑，不影响对案件的定性，不能否定行为人先前的有罪供述，故不得认定为翻供。总之，只要行为人的辩解与其先前的供述没有原则性的分歧，只要行为人对基本的犯罪构成事实没有否认，均是行为人依法行使辩护权，不能认为是翻供。一审判决作出后，行为人依法提出上诉，是其行使上诉权的表现，如果在二审过程中行为人没有否认先前的供述，同样不能以上诉行为来否定其先前的自首行为。另外，如果行为人翻供的内容不是主要犯罪事实或者实事求是地纠正了先前某些不实的供述，如实供述了整个犯罪事实，则仍应认定其如实供述了罪行，并不影响自首的成立。



　　四、 供述同种罪行的，能否成立余罪自首？

　　根据《解释》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余罪自首论；属同种罪行的，则以坦白论。这一规定具有法律效力，实践中应当严格予以适用。但是，具体适用这一规定时仍时有争议，焦点在于行为人供述的罪行与判决已确定或者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罪行是同种罪行的，应否认定为自首。笔者认为，从法理上讲，应当予以认定。理由是：1、这一解释与法律规定不符。从刑法第67条第2款的规定来看，仅是规定余罪自首必须是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其他罪行”，即司法机关还没有发现的罪行，并没有限定行为人供述的罪行必须是异种罪行。《解释》将其限定为同种罪行，显然缩小了余罪自首的成立范围，不利于对被告人权益的保护。从刑法解释的一般原理来看，对某个条款、字词等无论是作扩张解释还是限制解释，都必须是有利于被告人的。这一解释违反了这一基本规则，属于不当解释。2、这一解释没有准确把握自首行为的实质。自首行为的意义在于行为人的主动供述行为既免除了司法机关为侦破查明案情所需的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从而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又反映出行为人主观上的认罪服法及人身危险性的消除或减弱。行为人所供述的罪行是同种罪行还是异种罪行，是供述罪行与先前罪行是否具有同一性、耦合性的问题，并不是供述行为本身是否成立的问题，更与所供述的罪行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等因素无关。无论行为人所供述的罪行类型、性质如何，供述行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犯罪分子犯罪后自愿将自己置于受国家追诉的地位，体现了犯罪分子悔罪自新的主观心理态度。既然行为的性质是一样的，处理上就不应区别对待。3、《解释》将这种情况作坦白处理对行为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不够完整。因为坦白是一种酌定情节，司法机关可以考虑从轻处罚，也可以考虑不予以从轻处罚。如王某因受贿2万元而被司法机关拘留，在审讯中他主动供述了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另外一次受贿9万元的行为。法院审理中因未考虑被告人这一供述情节，未对被告从轻处罚，使被告在服刑过程中一直申诉不断，影响了教育改造的效果。4、这一规定使认定自首会受司法人员主观意志的影响。定罪是主观对客观进行判断的一种活动，其结论难免带有个人意志色彩。但是，将是否是自首与罪行的类型联系起来，则会导致不恰当的结果。如李某因犯故意伤害罪在服刑期间如实供述了另一起伤害他人致死的案件，合议庭成员在认定这一行为的性质时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有的认为应定故意伤害罪，有的认为应定故意杀人罪，由此造成了适用自首与否的分歧。这种将罪行的类型与自首的认定混为一谈的做法的弊端可见一斑。5、这一解释不利于刑法理论的创新。众所周知，如果对同种罪行适用自首的话，根据目前的刑法理论，尚欠缺司法可操作性。因为行为人在服刑期间供述同种罪行，尚可先对新罪适用自首的规定判处刑罚，再按照刑法第70条的规定将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进行并罚。但行为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供述同种罪行适用自首则存有困难，因为司法惯例是判决宣告前对同种数罪不适用数罪并罚，而是作为一罪处理。如果对行为人其中一次的犯罪行为适用自首，则这一次自首有无溯及所有犯罪行为的效力，在判决书中该如何表达，又该如何适用刑罚等问题都有待明确。笔者猜测可能是为了方便操作，《解释》便将这种行为一概作坦白处理。但这种因噎废食的作法既不利于促使罪犯认罪服法，也不利于刑法理论的创新。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视这一规定，作出恰当的合理的解释。

　　或减弱。行为人所供述的罪行是同种罪行还是异种罪行，是供述罪行与先前罪行是否具有同一性、耦合性的问题，并不是供述行为本身是否成立的问题，更与所供述的罪行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等因素无关。无论行为人所供述的罪行类型、性质如何，供述行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犯罪分子犯罪后自愿将自己置于受国家追诉的地位，体现了犯罪分子悔罪自新的主观心理态度。既然行为的性质是一样的，处理上就不应区别对待。3、《解释》将这种情况作坦白处理对行为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不够完整。因为坦白是一种酌定情节，司法机关可以考虑从轻处罚，也可以考虑不予以从轻处罚。如王某因受贿2万元而被司法机关拘留，在审讯中他主动供述了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另外一次受贿9万元的行为。法院审理中因未考虑被告人这一供述情节，未对被告从轻处罚，使被告在服刑过程中一直申诉不断，影响了教育改造的效果。4、这一规定使认定自首会受司法人员主观意志的影响。定罪是主观对客观进行判断的一种活动，其结论难免带有个人意志色彩。但是，将是否是自首与罪行的类型联系起来，则会导致不恰当的结果。如李某因犯故意伤害罪在服刑期间如实供述了另一起伤害他人致死的案件，合议庭成员在认定这一行为的性质时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有的认为应定故意伤害罪，有的认为应定故意杀人罪，由此造成了适用自首与否的分歧。这种将罪行的类型与自首的认定混为一谈的做法的弊端可见一斑。5、这一解释不利于刑法理论的创新。众所周知，如果对同种罪行适用自首的话，根据目前的刑法理论，尚欠缺司法可操作性。因为行为人在服刑期间供述同种罪行，尚可先对新罪适用自首的规定判处刑罚，再按照刑法第70条的规定将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进行并罚。但行为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供述同种罪行适用自首则存有困难，因为司法惯例是判决宣告前对同种数罪不适用数罪并罚，而是作为一罪处理。如果对行为人其中一次的犯罪行为适用自首，则这一次自首有无溯及所有犯罪行为的效力，在判决书中该如何表达，又该如何适用刑罚等问题都有待明确。笔者猜测可能是为了方便操作，《解释》便将这种行为一概作坦白处理。但这种因噎废食的作法既不利于促使罪犯认罪服法，也不利于刑法理论的创新。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视这一规定，作出恰当的合理的解释。

　　有的认为应定故意伤害罪，有的认为应定故意杀人罪，由此造成了适用自首与否的分歧。这种将罪行的类型与自首的认定混为一谈的做法的弊端可见一斑。5、这一解释不利于刑法理论的创新。众所周知，如果对同种罪行适用自首的话，根据目前的刑法理论，尚欠缺司法可操作性。因为行为人在服刑期间供述同种罪行，尚可先对新罪适用自首的规定判处刑罚，再按照刑法第70条的规定将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进行并罚。但行为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供述同种罪行适用自首则存有困难，因为司法惯例是判决宣告前对同种数罪不适用数罪并罚，而是作为一罪处理。如果对行为人其中一次的犯罪行为适用自首，则这一次自首有无溯及所有犯罪行为的效力，在判决书中该如何表达，又该如何适用刑罚等问题都有待明确。笔者猜测可能是为了方便操作，《解释》便将这种行为一概作坦白处理。但这种因噎废食的作法既不利于促使罪犯认罪服法，也不利于刑法理论的创新。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视这一规定，作出恰当的合理的解释。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行政公署


阿拉善盟行政公署关于印发《阿拉善盟行政公署工作规则》的通知

阿署发〔2005〕42号



　　各旗人民政府，行署各部门，盟直各企业：
　　《阿拉善盟行政公署工作规则》已经2005年7月1日行政公署第四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现予印发。



二○○五年七月十八日　　　　


　　阿拉善盟行政公署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则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制定本规则。
　　二、行政公署工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及盟委各项部署，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努力提高政府行政能力和管理水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实行科学民主决策，推进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法治政府。
　　三、行政公署组成人员要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忠于职守，服从命令，顾全大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四、行政公署各部门要依法行使职权，进一步转变职能，相互协调，密切配合，认真贯彻落实行政公署的各项决策和工作部署。
　　第二章　组成人员职责
　　五、行政公署由下列人员组成：盟长、副盟长、行政公署秘书长、各组成部门主任、局长。
　　六、行政公署实行盟长负责制，盟长领导行政公署的工作。副盟长协助盟长工作。
　　七、行政公署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必须经行政公署全体会议或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八、副盟长按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盟长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并可代表行政公署进行外事活动。对于分管工作中的重要事项，应召集相关人员研究决定，并及时向盟长报告。对于政策性问题，要认真调查研究，及时向盟长提出建议。盟长出访期间，由常务副盟长主持工作。
　　九、行政公署秘书长在盟长领导下，协助处理行政公署日常工作。
　　十、各局局长、各委员会主任在行政公署领导下负责本部门工作。各部门决定工作中的重要事项，应事先请示分管副盟长，并定期向分管副盟长报告工作，重大事项向盟长报告。
　　第三章　行政公署职能
　　十一、行政公署及各部门要加快职能转变，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十二、贯彻执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和调控经济运行，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和区域经济合作，实现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
　　十三、加强市场监管，创造公平和可预见的法制环境，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加强政府信用建设，实行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十四、认真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完善社会管理政策，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加强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社区建设。培育并引导各类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作用。依法建立健全各种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提高行政公署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
　　第四章　行政公署决策
　　十六、行政公署及各部门要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健全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
　　十七、全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规划、财政预算、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社会管理事务、行政公署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大型项目建设等重大决策，由行政公署全体会议或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十八、各部门提请行政公署讨论决定的重大决策建议，必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自治区和全盟的政策规定和发展规划，进行基础性、战略性研究，经过专家或研究、咨询、中介机构的论证评估或法律分析；涉及相关部门的，应充分协商；涉及地区的，应事先征求意见；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应按照有关规定，通过社会公示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和建议。
　　十九、行政公署在作出重大决策前，根据需要通过一定形式听取民主党派、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群众团体、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第五章　依法行政
　　二十、行政公署及各部门要认真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按照《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要求，规范行政权力，做到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一致，强化责任意识，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二十一、行政公署及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各部门提请行政公署决策涉及法律法规的事项和以行政公署或行政公署办公室名义制发的规范性文件，必须经行政公署法制部门审核；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要及时报行政公署备案，由行政公署法制部门进行合法性审查并定期向行政公署报告。
　　二十二、按照行政执法与经济利益脱钩、与责任挂钩的原则，理顺行政执法体制，科学配置执法机关的职责和权限，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推进综合执法试点。严格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切实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第六章　会议制度
　　二十三、行政公署实行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和盟长办公会议制度。
　　二十四、行政公署全体会议由盟长召集并主持，一般每半年召开一次，由行政公署组成人员组成，根据需要可安排行政公署副秘书长、旗长（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和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
　　全体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传达贯彻党中央、国务院，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和盟委、盟人大工作委员会的重要决定事项；通报全盟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有关重要情况，安排部署行政公署的重要工作；讨论决定行政公署工作中的重大事项，以及其他需由行政公署全体会议决定的事项。
　　二十五、行政公署常务会议由盟长或盟长委托常务副盟长召集并主持，一般每月召开一至两次，如有需要可临时召开。行政公署常务会议由盟长、副盟长、行政公署秘书长组成。行政公署副秘书长列席会议，根据需要可安排有关旗（开发区）、部门和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
　　常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审议全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年度计划、盟本级财政预算；讨论通过以行政公署或行政公署办公室名义制发的规范性文件；讨论决定行政公署工作中的重要事项，以及其他需由行政公署常务会议决定的事项。
　　二十六、盟长办公会议由盟长或盟长委托常务副盟长召集并主持，不定期召开。盟长办公会议由盟长、副盟长、行政公署秘书长组成，根据需要可安排行政公署相关副秘书长及有关旗（开发区）、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
　　盟长办公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决定行政公署日常工作中涉及全面工作以及需要统筹安排的事项；通报或听取全区性会议精神、重要访问和考察情况；听取旗（开发区）、部门及有关方面重要工作汇报；讨论研究提交行政公署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决定的事项；讨论研究盟长或常务副盟长提出的其他重要事项。
　　二十七、根据工作需要，行政公署可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协调、处理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和专项事宜。行政公署专题会议由盟长、副盟长、行政公署秘书长召集并主持。涉及两位以上副盟长分管工作的，可共同召集会议。专题会议根据需要随时召开。专题会议形成的议定事项，必须向行政公署常务会议通报。
　　行政公署专题会议凡涉及资金、项目、机构编制安排的，严格按照规定的审批权限和程序办理。
　　二十八、提请行政公署全体会议讨论的议题，由行政公署常务会议或盟长确定；提请行政公署常务会议和盟长办公会议讨论的议题，由盟长确定，或由分管副盟长、行政公署秘书长协调审核后报常务副盟长确定。
　　未经上述程序的事项，不得列入会议议题，不得临时动议。
　　各类会议的会务组织工作由行政公署办公室负责，会议文件于会前送达与会人员。行政公署全体会议、常务会议会议纪要、决定事项通知一般由行政公署秘书长签发，如有需要报请常务副盟长或盟长审定签发。经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宜于公开的，应及时报道。新闻稿须经行政公署相关副秘书长审核，行政公署秘书长审定签发，如有需要报请盟长或常务副盟长审定签发。
　　二十九、行政公署领导同志因故不能出席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和盟长办公会议，需向盟长或主持会议的常务副盟长请假；其他人员不能出席或列席会议，向行政公署秘书长请假。对议题有意见或建议，可在会前提出。
　　三十、行政公署及各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要减少数量，控制规模，严格审批，并尽可能采用电视电话会议、视频会议等快捷、节俭的形式召开。应由各部门召开的全盟性专业会议，不得要求以行政公署名义召开，不邀请行政公署领导和各旗人民政府（开发区）主要负责人出席。确需邀请的，须报行政公署批准。
　　第七章　公文审批制度
　　三十一、各地区、各部门报送行政公署审批的公文，应当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的规定。公文审批按照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行政公署领导同志分工负责的原则办理，重大事项报盟长审批。
　　三十二、各部门提请以行政公署或行政公署办公室名义制发的规范性文件，经行政公署法制部门审查、分管副盟长审核、行政公署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后，由盟长或常务副盟长签发；行政公署发布的决定、命令、指导性意见，经分管副盟长审核后，由盟长签发；向自治区人民政府的请示、报告性公文，经分管副盟长审核后，由盟长或常务副盟长签发；以行政公署名义就某一事项作出安排和部署，或就某一请示事项作出批复，以及致函不相隶属机关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请求批准等，由副盟长或行政公署秘书长签发。
　　以行政公署名义制发的下行文，一般由分管副盟长或行政公署秘书长签发；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副盟长分管工作的公文，经有关副盟长会审后签发；属于重大问题，经分管副盟长审核后，由盟长或常务副盟长签发。
　　三十三、以行政公署办公室名义发文，经行政公署分管副秘书长审核并向分管副盟长报告后，由行政公署秘书长复审签发，也可由行政公署秘书长委托行政公署分管副秘书长向分管副盟长报告后审核签发。
　　三十四、各旗（开发区）、各部门报送行政公署的公文，由各旗（开发区）、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或主持工作的负责同志签发，并严格按程序报送，不得直接报送行政公署领导同志个人。凡报送行政公署的公文，统一由行政公署办公室签收、登记，按行政公署领导同志分工呈批。
　　三十五、各旗（开发区）、各部门向行政公署报送的请示性公文，需转有关职能部门研究办理时，凡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职能部门的，由行政公署办公室明确主办部门。主办部门主要负责人要主动与有关部门协商，属于部门职能范围内的事项，由主办部门牵头直接答复报文单位。需行政公署审批的事项，主办部门要及时商请有关部门提出办理意见。
　　三十六、各旗（开发区）、各部门代行政公署和行政公署办公室拟制的文稿，应将申请发文的理由、背景和有关说明材料一并报送。凡内容涉及其他部门职权范围的，主办部门应主动与有关部门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方可报送文稿；如有分歧，主办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应出面协调；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主办部门可列明各方理据，提出办理建议，并与有关部门会签后报行政公署协调或决定。
　　三十七、提高公文处理工作效率，确保公文运转及时、准确。各旗人民政府（开发区）、各部门报送行政公署和行政公署办公室的各类公文，原则上应在15个工作日内办结，其中转有关部门直接答复或征求意见的，各部门要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逾期不能完成的，应书面说明情况和理由，否则将视为同意。紧急公文随到随办。
　　三十八、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加快网络化办公进程，实现行政公署各部门之间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提高办事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创新管理方式，方便人民群众。行政公署及各部门的非涉密性公文，应通过行政公署网站、政报等及时公布。
　　三十九、行政公署及各部门要进一步精简公文。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由部门自行发文或联合发文，不得要求行政公署批转或行政公署办公室转发；确需行政公署批准的事项并经批准后，可加注“经行政公署同意”字样，由部门自行发文。行政公署及行政公署办公室一般不转发自治区委、办、厅、局和盟非常设机构的公文。
　　各旗（开发区）、各部门报送行政公署或行政公署办公室的公文，凡不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及有关规定的，退回原报文单位重新办理。
　　第八章　作风纪律
　　四十、盟长、副盟长领导同志要做学习的表率，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学习、调查研究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新的发展趋势和变化，学习经济、科技、法律和现代管理等方面的新知识，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四十一、盟长、副盟长要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下基层要减少陪同和随行人员，简化接待，轻车简从。
　　四十二、精简公务活动，严格执行领导同志出席各类会议和公务活动的有关规定，确需盟长、副盟长参加的，应履行报批手续。盟长、副盟长出席会议、下基层考察、调研的新闻报道和外事活动安排，按有关规定办理。
　　四十三、行政公署及各部门要加强工作的计划性、系统性和预见性，搞好年度工作安排，并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盟长、副盟长要对重要活动或重点工作预先作出安排，由行政公署办公室汇总后印发。
　　四十四、行政公署组成人员必须坚决执行行政公署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在内部提出，在没有重新作出决定前，不得有任何与行政公署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代表行政公署发表讲话和文章，以及个人发表涉及重大问题及事项的讲话和文章，事先须经行政公署同意。
　　四十五、行政公署副盟长、行政公署秘书长离开巴彦浩特出访、出差、学习、因病休养或休假，须事先报请盟长同意。行政公署副秘书长和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离开巴彦浩特，须提前向行政公署办公室履行请假手续。
　　四十六、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境）的有关规定，从严掌握外事出访。盟长、副盟长因公出国（境）访问，由行政公署外事办公室统一承办。各级领导因公出国（境）访问，按有关外事审批规定办理。
　　四十七、行政公署及各部门要实行政务公开，规范行政行为，增强服务观念，认真履行职责，树立规范服务、清正廉洁、从严治政的新风。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积极主动地办理。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造成影响和损失的，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第九章　行政监督
　　四十八、行政公署要自觉接受盟人大工作委员会的监督，向其报告工作、接受质询，依法备案规范性文件，接受执法检查，办理议案和建议；接受盟政协的民主监督，及时通报情况，办理建议案和提案，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
　　四十九、行政公署各部门要按照行政诉讼法及有关法律规定，接受司法监督，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专门监督。对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限期整改，并向行政公署报告。
　　五十、加强行政系统内部监督，严格执行行政复议法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重大行政处罚备案审查制度，及时发现并纠正违反法律、法规的规范性文件、以及行政机关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
　　五十一、行政公署及各部门要严格执行信访条例，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确保信访渠道的畅通，维护信访秩序。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以及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严格实行信访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有效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
　　五十二、行政公署及各部门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群众的监督。重视新闻媒体报道和反映的问题，对重大问题，各部门要积极主动地查处，限期整改，并向行政公署报告。加强行政公署网站建设，及时发布政务信息，便于群众知情、参与和监督。重视群众和其他组织通过多种方式对行政行为实施的监督。
　　第十章　督查落实
　　五十三、行政公署对国家、自治区和盟重大决策和重要工作部署实行督查工作制度。各级人民政府（开发区）、行政公署各部门对部署的工作负有落实责任。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运转协调、责任明确、反馈及时的督查工作机制，确保行政公署工作高效有序运行和政令畅通。
　　五十四、督查工作的重点是党中央、国务院、自治区党委、政府和盟委、行政公署重大决策和重要工作部署以及会议决定的重大事项的落实情况；领导批示交办事项的落实情况；全国和自治区人大代表建议、自治区和盟政协提案的办理情况和办复质量；群众普遍关心、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情况等。以行政公署名义开展的督查工作，由行政公署办公室综合协调，组织实施。
　　五十五、督查工作要注重实效，采用网络督查、跟踪督查、现场督查、暗访督查等多种形式，全面深入准确地了解情况，报实情、重实效。督查工作实行责任制、考核制和通报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