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人大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合肥市消防条例》的决议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


（1997年11月2日安徽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安徽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了《合肥市消防条例》。会议决定批准这个条例，由合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合肥市消防条例

（1997年9月26日合肥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1997年11月2日安徽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消防管理，预防和减少火灾，保障人身和财产的安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居（村）民委员会等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消防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贯彻防火安全责任制和消防工作社会化原则。
第四条 本市消防工作由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市公安机关主管。日常消防监督管理工作由市、县（区）公安机关设立的消防监督机构负责。
军事、铁路、民航、森林的消防工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分别由其主管部门负责，当地政府公安机关应予以协助。
第五条 消防事业的发展应当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消防建设经费应当纳入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预算，并逐步增加。
第六条 维护消防安全，保护消防设施，积极预防和扑救火灾，是单位和公民应尽的义务。
第七条 对在消防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予以表彰、奖励。

第二章 公共消防设施的建设与维护
第八条 城市、乡镇消防规划必须纳入建设总体规划，由公安消防监督机构会同城市规划、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编制。
城镇消防站、消防供水、消防通道、消防通讯和消防指挥系统工程等公共消防设施，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与其他市政基础设施同步设计、同步建设。
城镇公共消防设施不足或者不适应实际需要的，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应当督促有关单位进行增建、改建。
第九条 公安消防站和消防指挥系统的建设及维护，由公安机关负责。
市政消火栓、消防通道、火警通讯专线等公共消防设施的建设及维护，分别由城建、电信、供电等部门实施，公安消防监督机构负责监督、验收、使用。
各类开发区、工业区、居住区和大型集贸市场的消防站、消火栓和消防通道等消防设施由建设单位、物业公司建设与维护，公安消防监督机构负责监督、验收、使用。
乡镇的消防水源、消防通道等公共消防设施，应当根据需要建设并维护。
第十条 消防给水管道的管径、消火栓间距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因建设需要拆除或移动消防给水管道、消火栓、消防水池等公共消防设施，须经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同意，并由建设单位负责修复或修建。
第十一条 消防通道必须保持畅通无阻。设置集贸市场和营业摊点，不得占用消防通道、防火间距和妨碍消火栓的使用。
第十二条 道路建设影响消防车通道和切断通讯线路、停水、停电的，有关部门应事先告知公安消防监督机构。

第三章 建筑工程防火安全管理
第十三条 建筑工程防火设计，必须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消防技术规范要求。
承接建筑工程防火设计的单位，必须持有相应的资质证书，配备防火设计审核人员，建立健全防火设计岗位责任制和自审制度。
第十四条 新建、扩建、改建的建筑工程及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居民住宅装饰除外，下同），建设单位应当事先将防火设计图纸等有关资料报经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审核。
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组织消防设施检测，再向原审核的公安消防监督机构申请验收。工程验收合格，方可投入使用。
未经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审核的设计图纸，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交付施工；已经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审核的设计图纸，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确需改变原设计的，必须经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批准。
第十五条 建筑装饰装修设计施工单位，承接工程必须持有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核发的《建筑装饰装修设计施工消防许可证》。
从事消防工程设计、施工和消防设施检测、维护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资质，并经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审查备案。
设计单位和设计人员应对建筑工程和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现场施工情况进行检查。
第十六条 消防工程设计与施工单位、消防设施检测维护单位及消防产品应由建设单位选择，但事先必须经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审查认可。
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在签订工程承包合同时，应当同时签订工地防火责任书。施工单位负责建筑工地的防火安全工作，指定专人负责施工现场防火，落实防火安全制度，配备必要的灭火器具。
第十八条 建筑工程应当选用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电器产品，电气工程质量必须经有关质量监督机构验收合格。
电气线路的设计、敷设和电器设备安装必须符合防火要求和安全技术规定。
第十九条 在建筑物上设置广告标牌应当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第二十条 市政府应当从每年征收的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中拨出一定数额的经费，用于公共消防设施建设。

第四章 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和消防产品安全管理
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使用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向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提出申领《易燃易爆化学物品消防安全许可证》后，方可生产、经营、使用。
第二十二条 储存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向公安消防监督机构申领《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储存安全许可证》，并严格按照核准的地点、品种、数量储存。
第二十三条 运输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向公安消防监督机构申领《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准运证》，并严格按照规定的行车路线和时间行使，中途不得随意停放。
第二十四条 生产、储存、经营、运输和使用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制定用火用电管理制度，并根据火灾危险程度，划定禁火区域、设置醒目标志。
第二十五条 在本市生产、经营、维修消防产品的必须符合国家消防技术标准，并应向公安消防监督机构申领许可证。
在本市销售、使用外省市消防产品（含防火材料）的，必须经本市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审查认可并登记备案。
在本市销售、使用进口消防产品（含防火材料）的，必须经本市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审查，并经省级以上检测机构检测合格，登记备案。

第五章 火灾预防与扑救
第二十六条 消防监督机构应当加强消防安全宣传，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单位和有关部门，应当协助做好社会的消防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消防意识。
学校、幼儿园、家庭应当加强对学生、幼儿、家庭成员的消防常识教育。
第二十七条 各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是本单位的消防安全第一责任人，负责本单位的消防安全。
第二十八条 各单位应当指定人员负责本单位日常消防工作。两个以上单位共用的高层建筑、居住区，由其管委会或者物业公司负责协调和做好消防工作。未设管委会或者物业公司的，应当建立防火安全管理机构，统一管理消防工作。
火灾危险性大、离公安消防队较远的大、中型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建立专职消防队，经费由建队单位承担。
乡镇和有条件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建立群众性义务消防组织，增强自防自救能力。
第二十九条 各单位应当按国家有关消防技术规范配置消防设施，并负责维护和管理。单位内部要落实建筑消防设施的管理部门和值班人员，定期检测维护，确保消防设施的正常运行。
第三十条 公共场所和高层建筑的通道、安全门、安全梯等应当有明显的标志，并须保持通畅。
住宅安装的防盗设施，应当符合消防要求，留有安全救生出口。
第三十一条 公共娱乐场所装饰装修、电器安装、安全措施等必须符合消防安全规定，并须持有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核发的《消防安全审查许可证》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第三十二条 禁止在具有火灾和爆炸危险性的场所吸烟、使用非防爆电热器具和擅自动用明火。确需动用明火作业的，必须事先按规定办理审批手续。作业人员应当遵守安全规定，持证上岗，并采取严密的消防措施。
除值班人员外，禁止在生产经营场所住宿或者留宿。
第三十三条 下列人员应当接受公安消防监督机构专门消防培训，取得消防培训合格证：
（一）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二）消防工程的设计、安装、检测、维护和操作人员；
（三）直接从事易燃易爆化学物品保管、押运的人员；
（四）从事电工、焊（割）作业的人员；
（五）单位专职消防队员、义务消防队员和负责日常消防管理工作的人员。
第三十四条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在实施防火检查时，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如实反映情况、提供资料。
房产管理部门对其管辖的建筑物内的电器设备和电气线路应定期进行检测与维护。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在检查中发现重大火险隐患的，应当及时向被检查单位或个人发出《火险隐患整改通知书》，督促整改。
第三十五条 发现火灾应当立即报警，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为火灾报警人员提供方便，不得谎报火警。
在公安消防队到达火灾现场前，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迅速组织力量扑救，减少火灾损失。
禁止组织未成年人参加火灾扑救。
第三十六条 公安消防队接到报警后，必须迅速出动消防车，赶赴火场组织扑救，各种车辆和人员必须避让执行任务的消防车辆。
扑救火灾时，火灾现场指挥员有权调动单位专职消防队、群众性义务消防队和交通、供水、电讯、医疗救护等有关部门进行火灾扑救。
第三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保护好火灾现场，协助公安消防监督机构进行火灾原因调查，核实火灾损失。未经公安消防监督机构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入火灾事故现场和擅自清理火灾事故现场。
第三十八条 因扑救火灾或者消防训练受伤、致残、牺牲的人员，其医疗抚恤待遇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一）消防安全第一责任人不履行防火职责的；
（二）不按规定配置消防设施的或者自动消防设施不能正常运行的；
（三）堵塞消防车通道、占用防火间距、设置广告标牌影响火灾扑救的；
（四）在公共走道、楼梯和安全出口设置障碍的；
（五）谎报火警；
（六）在火灾和爆炸危险性场所吸烟和使用非防爆性电热器具的；
（七）在火灾和爆炸危险性场所擅自动用明火的；
（八）违章安装电器设备、敷设电气线路、使用电气产品的。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对单位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一）设计单位和设计人员未进行施工现场检查的；
（二）妨碍或者拒绝消防监督检查的；
（三）擅自改变建筑物用途，增加火灾危险性的；
（四）擅自改变火灾现场的；
（五）在生产经营场所住宿或者留宿的。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对单位处以3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对有关责任人员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一）擅自更改已经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审核合格设计图纸的；
（二）建筑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未经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审核，擅自交付施工的；
（三）建筑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未经公安消防监督机构验收合格使用的；
（四）消防产品选用未经公安消防监督机构认可备案的。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对单位处以5000元以上50000以下罚款，对有关责任人员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一）无证生产、销售、维修消防产品的；
（二）无证生产、经营、销售、储存、运输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
（三）未申领《建筑装饰装修设计施工消防许可证》承接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
（四）公共娱乐场所无《消防安全审查许可证》经营的。
第四十三条 违反消防管理规定引起火灾的，除依照本条例给予处罚外，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对单位处以20000元以下罚款，对有关责任人员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罚没款必须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罚没收入上缴同级财政。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消防管理行为，由县以上公安消防监督机构依据本条例给予处罚；违反治安处罚规定的消防管理行为，由县以上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第四十六条 公安消防人员在执行公务时，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微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一）接火警报告后拒绝或延误时间赶赴火灾现场，不履行或不积极履行火灾扑救职责的；
（二）滥用消防监督职权或者因消防监督工作失误，给有关单位或者个人造成侵害、损失的；
（三）明知有关单位和个人有违反消防法律、法规行为而不加制止的；
（四）索贿、受贿、包庇火灾事故责任人或者借机打击报复的；
（五）在火灾原因调查中不负责任，致使调查工作有重大疏漏的；
（六）在消防监督中有其它违法、违纪行为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公安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



1997年11月2日
内容摘要：私力救济自古以来便为一种常见的实效救济形式，而当其以服务形式出现之时由于可能引起社会不良反映而被禁止。这种禁止在现今，无论是于庞大市场需求，还是于被救济主体急迫的需要而言，及其他种种原因，其合理性都已在很大的范围内遭到置疑。私力救济的存在具有正当性，其不可以因为某种不良现象而被遏制，并且在法制的引领下，其应当能够为法制社会相容。
关键字：私力救济 公力救济 私力救济的正当性 仲裁制度 私力救济的合法化道路

引 言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一些新事物悄然而生，其中便有提供私力救济的服务机构其也通常被称为民间调查或私人调查。
中国早期的私人调查机构中，从业人员多为警察，律师，侦察兵及其他的一些司法机关的离退休人员，他们接受过侦察方面的专业训练，法律道德素质也普遍较高。尚能为法制社会所接受。随后由于利益的诱惑，很多未经过专门训练的人也加入了私人侦探的行列。就我国目前状况而言，真正在工商局注册营业的且严格按照工商营业执照上的营业范围严格营业的调查公司虽然存在，但为数甚少。由于不存在相应的规章制度，此类机构显得杂乱无章。更有甚者在调查过程中手段过激，违法取证，侵犯公民隐私，利用获取的证据对当事人敲诈勒索，甚至非法限制、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等现象不断涌现，使得整个行业出现了混乱。虽然公安部于1993年9月7日颁布了《关于禁止开办“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的行政命令，但是并没有解决此机构的混乱状况，相反，由于未得到适当的规范，使得此类机构畸形发展。

一、私力救济之概述

私力救济：指当事人认定其权利遭受侵害之时，在第三者没有以中立名义介入纠纷解决的情形下，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力量或私力力量，解决纠纷，包括强制和交涉。
对于现代社会的私力救济存在形式种类，笔者将之分为两种形式，即包括非盈利性质和盈利性质。
首先是非盈利性质的私力救济形式，其主要是指类如自助行为、自救行为及占有人的私力救济[1]和来自第三人的非盈利性质的救济的救济形式，这些救济形式出现的原因是由于自己的某种权利形式遭到了侵害或是其他人纯道义上的帮助，比起另一种救济形式而言，其弊端几乎为零，而且对于社会风气及治安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益处，因此其不但不会为国家所禁止，而且会被社会所推崇。
盈利性质的私立救济形式或者可直接将其称为私力救济的服务行业，就其服务发生于原权利的先后又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类是发生于原权利遭到侵害之前，其服务目的在于保持受保护人权利受保护项的原有状态，使其免于受第三者的侵害，权利人与提供私力救济单位的法定权利与义务以合同形式出现，以合同明确双方当事人的责任与义务。若权利人的被保护项权利受到了实质侵害，那么提供救济的单位则要按照协议提供相应的赔偿，虽然此类服务行业也存在私力救济普遍存在的两面性，也经常性的诱发一些纠纷甚至是暴力事件，但在庞大的总数面前比例就很低了,故国家采取的是利用相关政策和法律对其进行管理的态度。其代表行业有保险公司、物业管理公司等。而第二类则是发生于原权利被侵害之后其服务的目的旨在权利人的原权利或者挽回和减免权利人的损失。由于其可能引发的暴力与侵权的事件比较频繁，对于社会秩序造成威胁。并且有人对于其职能发生疑议，认为其职能代替了部分公力救济机关的职能，对国家司法机关的执法严肃性构成了威胁。因此，对于私力救济存在的正当性问题就集中在以服务形式出现的私力救济是否正当。

二、私力救济存之的正当性

法的价值不是以人受制于法律，而是以人作为法律的本体这一关系而存在。法律无论其内容抑或是目的，都必须符合人的需要，这是法的价值概念存立之基础。 法律存在之目的，在于更好的维系人们之间的关系，为人们的正当需要而服务，而当其无法达到此职能或者甚至干涉到人们的正当需要时，就应当被排除在法律之外，这还包括一系列的政策，命令，法律乃是握权在手的人们和群体为了自身利益而制定的。“我断言，法律不外乎对强者有利的东西。” 而对于现代法律而言，似乎不应当再如此了，其是属于一切纳税人的。
笔者以为，私力救济的正当性首先体现在其三种特性上；即补充性，过度性及盈利性。
（1）私力救济的补充性
法制社会发展至今日，各项法制建设迅速，包括法律法条的建立健全，执法队伍素质的提升与整改，以及民众法律意识和对法制社会的熟悉程度都有很大的提高，显示着社会法制话道路之趋势，不容变更。因此世人对于法制化建设也投入了较大的关注，而对于私力救济形式存在之合法性探讨认为已无必要，甚至有人怀疑私力救济机构之存在会挑战公力救济机关的严肃性和权威，笔者认为虽然私力救济是公力救济的前身，但是现今私力救济存在之原因全因公力救济而起，正是因为公力救济机关无法同广泛的救济需求同步发展，其无暇顾及之处，惟由私力救济来承担。所以，私力救济最主要的补充性首先就是对于公力救济而言的。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包括职能补充，成本补充及心理补充。
① 职能上的补充主要体现在诉讼过程中根据我国有关诉讼法的规定,像一般的民事纠纷类或者刑事自诉案件是由原被告私人举证的,也就是说每一位参加诉讼的当事人都可能成为举证人。要想维护自己的权利，让别人放弃或是停止对自己的侵害，在法庭上只有拿出事实来，靠证据说话，然而证据和事实都是靠收集的，而这种收集是某种能力，这个能力包括很多方面，而专业的技术和知识往往是必不可少的，以及其他一些物质上的因素。但是不是每一位参加诉讼的当事人都具备这种能力的。有时当事人自己可能欠缺某方面的能力，或是财力不够，或是时间有限，或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必然要借助某第三者的能力来实现自己权利的恢复或是利益的补偿，以及解决相关的民事纠纷。然而在此时，扮演救济形式主角的公力救济机关是不可能提供任何服务的。对于这些人而言，私人侦探或许是留给他们最好的选择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断的复杂，对于快速的解决纠纷之需求也会不断的增加，私人侦探在民事诉讼中将扮演重要角色。
② 私力救济的存在，毋庸置疑将会大大的节省公力救济成本。公力救济机构作为国家部门，每年会有国家对其进行一定的财政支持，然而这种支持是有限的。特别是在目前的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经济实力并非强大，有许多的经济项目亟需国家大量资金的投入，对于公力救济机构的投入就将极为有限，这从国家大量的征召保安人员便可知道，这项政策不仅是为了解决“4050”问题，完成就业，更主要的是目前之警力无法完全满足需要，而国家又不可能再提供更多的救济成本以供警力的增加。因此在一些并“不那么重要的岗位”上，就安排治安协管员来“协助”一下。毕竟，从国家财政支出的角度出发，一个治安协管员来的待遇要比一个正式的警员要低得多。私力救济的存在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公力救济的压力，为其节省成本，使其将精力投入到更为需要的事件中去。
法之经济作用，在于其对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直接产生影响，其目的在于建立和维护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促进社会发展及生产力的进步。 私力救济存在之后，促使社会救济成本的节省，救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禁令的出台恰巧阻碍了私力救济很好的完成起使命，违背了法律政策存在之原有目的。
③ 私力救济的心理补充，其实是对于民众而言的。然而正是由于私力救济对于公力救济职能的补充才产生了私力救济的心理补充。面对时不时暴出的大案要案，因为警力的明显不足，使得警方不得不把相对不足的警力投入到这些对于社会而言更为危害重大的案件中。而其他诸如失踪，打架之类的“小案子”自然会安排在其后，有的甚至不力了之。但是对于当事人而言，那就不是“小案子”了。民众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从小到达受到的教育，让他们把全部希望放到了相关的职能部门身上。当这种全权责任的寄托由于种种原因而破灭后，势必将产生一种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不但会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满意度甚至是支持度的降低，而且当这种不满意情绪积压到一定程度时，必将爆发，而其发泄对象，有或是犯罪分子，那么其结果有可能是恶性暴力事件及其他的社会事件；又有或是发泄在在处理的职能部门身上，那可能导致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但不管发泄在谁的身上，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从法律的本源来说，法应当是理性的，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法就是最高理性，并且他固植于支配应该做的行为和禁止不应该做的行为的自然之中……就是法。” 同时发亦是公意，“法是公意的宣告”。 法律本身应当为民服务，如果私人侦探的出现能够实现其目的，就应当进行积极的维护，而不是反其道行之。
私人侦探业的出现，虽然其是以盈利为目的，但由于其往往是站在受害者一边的，正好充当了一个“和事老”的角色。缓解了被救济主体的这种情绪，其应商业的方式很好的弥补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这道“感情裂缝”。
（2）私力救济的盈利性
私力救济的存在，其以盈利为目的，建立以提供救济性质服务的机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作为一般的市场主体存在，不一非法经营为目的，不损害国家及第三者利益，其完全符合我国的市场准入标准，同时，大量的市场需求数据也给予了私力救济正当性有力的证明；
据报道，国家工商总局商务部统计，我国每年的经济合同为40亿份，履约率不足30％，每年因逃债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每年外贸企业应收帐款的损失接近100亿。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也有55亿之巨。 如果这份数据无误的话，那么我国每年就有28亿份合同存在债务问题，因此而相加的损失之合有1955亿之多。28亿份问题合同，1955亿的经济损失，这对于救济机关而言，这是个多么庞大的市场啊，但这不是目前我国的公力裁判机关和执行机关所要面对的市场，而是他们面对不了的市场。私力救济的存在，虽然不能完全满足这一市场需求，但其也可以减缓损失如此之巨的现状。而且，私力救济机构不仅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同时因为私力救济机构本身是一种暴利行业，其还可以为国家带来大量的税收。
私力救济的盈利性其实并不能直接的证明私力救济的正当性，但其可以说明其以盈利为目的而存在是完全符合市场发展的需要的。虽然目前行内有因为谋取暴利而采取不法手段之行为，但是若使得私力救济存在于法律的监督与引导下，其还是可以提供救济服务的。
（3）私力救济的过度性
私力救济并不可能长期的存在，笔者以为伴随国家法制建设的迅速发展，公力救济机构及公民自身救济能力不断增强，仅就此两块已足以满足救济的需要，那么在那个时候也将不再存在救济市场的概念了，“要使事物合于正义，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恰恰是这样的一个中道权衡”。 只有法可以真正的达到最终的正义目的，但是在目前，光靠公力救济还达不到这个目标笔者在次强调私力救济的过度性，其实是为了强调其“必经性”，公、私两种救济形态并存之时代，便好象向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阶段一样，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公力救济在目前之情况下无法担当起所有的救济责任，如果私力救济不作为的其最佳的补充搭档存在下去的话，那么将会违背社会发展之规律，其结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

其次，私力救济之正当性从法律原理角度讲也是说得通的；

①请求权对私力救济的支持
以权利之间的关系为标准，民事权利可分为原权利与救济权（因权利之侵害而生之原状回复请求权及损害填补之请求权；与救济权相对待之原来之权利则谓之为原权） 因此可见，请求权可分为原权利的请求权和救济权的请求权。 “盖救济权系原权利之侵害而发生，故救济权每为原权利之变形，且多为请求权焉” 笔者以为法律存在之目的主要在于两项职能；维护社会之秩序，保护公民之权利。如果私力救济请求权属正当范围，那么此权利就应当受到保护。
笔者认为，救济权的请求权发生要件是原权利的侵害，与单纯意义上的请求有些不同。请求权的对象是单纯的义务人，只有当此义务人拒绝履行其义务，而权利人坚持其权利的履行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救济权的请求权。具体过程是，首先，权利人要求特定义务人履行其应负义务，若义务人拒绝履行因先前的协定或是其他的行为而导致的义务的话，那么权利人的原权利的请求权则失效，而此时的特定义务人也就向侵权人转型（即法定其要负担某种责任）。此时，当事人可以第二次使用请求权，这里的请求权是指救济权的请求权。要求侵权人立即停止侵害，排除妨害引起的影响，并承担相关的民事责任和赔偿。笔者先前提到的作为所拥有的救济请求权其实当作请求救济权解，其是对受侵害者而言的，即受害者享有请求救济权或者说救济请求权。请求救济权；其实质是一种救济权，“请求”二字做动词解，是指公民拥有获得救济的权利。而救济请求权其实质是请求权，“救济”作名词解，即权利人有权要求救济，而其特定义务的形成形式当然有很多种。虽然说他们的具体权利性质不同，但是内容和最终的目的都是相一致的。而笔者在本文中的重点，私力救济，同公力救济、社会救济等救济形式相同，作为一种救济形式而存在，应当属于受害者救济请求权的对象之一。而前文中重点强调的救济权作为一种权利而存在，权利人当然有选择其权利实现形式的权利。“有关民事方面的开放性实质上是给予权利人救济手段的多样化的问题” 也就是说权利人行使私力救济请求权是完全正当的。此权利应受法律的保护。而为其服务的对象私力救济也应当在法律范围之内，否则，此权利是不可能被完整的实施的。民法学界对于未来民法典的体系及有关理论问题展开的讨论中，关于物权请求和侵权行为的立法设计问题，其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建立新的请求权体系和新的民事责任体系。 魏振赢教授在《论请求权的性质与体系——未来我国民法典中的请求权》一文中说“民法典中不规定物权请求权，新的请求权是基于债权产生的请求权，即债权请求权”。随着社会的变迁，民事权益的不断发展变化，有关民事责任的形式规定也将随之变的多样化起来。那么，救济手段的多样化应当也是可以理解的，而私力救济作为重要的救济手段更是不可或缺的。
我国刑法上明文规定的允许私力救济的存在形式有自助救济、自救行为、正当防卫以及还有其他部分法律的有关允许私力救济形式存在的规定，但仅仅是这些是不够的。公民需要更为广泛的请求权，比如请求非公力机关的第三人为自己收集证据的权利和对于涉及自身的案件实施调查之类。这便是笔者在上文中论述的对于需要私力救济时的请求权。如果此类权利的存在得不到保护的话，中国公民的请求权体系将是极不完整的，深化一点，公民权利的实现将遭到极大的阻碍。而在现实中，由于没有私力救济的存在，公民私立救济请求权得不到很好的实施，这也导致了很多的公民权利至今尚未能得以实现。

② “调查权”对于私力救济的支持
民间调查，有一个更为时髦的称呼私人侦探。所谓私人侦探，是指采用专门知识和社会特殊技能为社会提供调查服务的行业。强大的社会需求为“私人侦探”业的提供了事实理论上的依据，已不用多说了，而其在法律依据上是否符合呢，笔者认为首先要搞清两个概念。一个是“侦查”，一个是“调查”，二者有本质的区别，不能混为一团，这也是“私人侦探”是否合法的问题上最大的争论点。对于“侦查权”法学家的解释是：国家赋予执法机关的带有强制性的一项权利，包括调查，调取，传唤，留置，拘留，逮捕，查封，冻结，搜查，扣押等一系列侦查手段含有不可抗力性，由特定机关和部门执行，代表国家意志。而“调查权”是指为了了解事实真相而开展的查错，搜集，取证的权利，不具强制性，是每个公民都享有的，而花钱雇侦探，笔者认为和雇律师差不多，都是代行权利罢了。警局的探长与我们平时所说的侦探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公职，一个则是对于一类善于刑侦的人员的美称。私人侦探也是一样，其称呼的由来主要是人们对于此行业充满了神秘感和对于其人员的尊敬，并不是说叫侦探就拥有了侦查权。那是对于此行业的误解，他们的经营范围只能是调查而非侦查。所以，若辖定好其行业范围，私力救济在法律上是能够站得住脚的。

三、私力救济之合法化道路
（1）仲裁制度的借鉴
仲裁作为是民事诉讼的补充，解决民商类的事务纠纷，意义巨大。他们是两种有着密切联系的争议解决机制。民事诉讼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对仲裁起着支持与监督作用，确保了仲裁程序价值的实现；仲裁也以其方式灵活、程序快捷、费用低廉等特点成为民事诉讼的重要补充。
私力救济服务机构的未来存在形式及合法地位，笔者以为，与仲裁机构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他们所补充的对象不同，但是其补充的形式及相关的位置、效用、地位关系几乎都是相同的。
因为私力救济服务机构并非是公力的职能部门，所以其所替代公力机关之处应当是一般的公民亦可为之却无法为的地方。如西欧或是美国那样让私人侦探介入刑事案件的调查在中国时机尚不成熟，特别是那些涉及到需要强制性或是暴力手段的案件，那样很有可能会导致私刑或是职权的滥用。毕竟，此类机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将此类机构限制在民事范围之内，暂时还是一种比较稳妥的做法。私力救济服务机构其职能体现的出现范围只能是以当事人的代理人身份出现。如果在其职能的范围内出现了对于强制力的需要，那也不能自行使用暴力，而是应当报请公力机关的协助。而此时公力机关也应当做好后盾的作用，给予适当的支持。其次，正如民事诉讼对于仲裁予以监督一样，公力机关亦要起到监督的作用，对于违规操作的私力机构依法取缔，如果出现违法现象更要严惩不贷。同时，私力机构要扮演好公力机关“配角”的角色，对于自己所掌握的一些线索要及时的向公力机关联系，不能仅为自己的利润而延迟了对案件完成的速度，更不能因为掌握一些线索而和当事人或是其他一些利害关系人讨价还价。当然，这一系列的问题涉及到行业规范及道德的制定，这需要国家和所有的私力机构的成员以及所有的支持他们的人的共同努力。
（2）对于律师制度的借鉴
诉讼代理人：以当事人的名义，经当事人授权或法律的规定而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民事诉讼的诉讼参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