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赎罪”是犯罪人在犯罪之后因内心忏悔而自我救赎的行为；“赎刑”则是以减轻处罚为目的而进行的财物与刑罚的交换，赎罪与赎刑二者之间有很大关联性。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犯罪人愿意做出赔偿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换取轻刑，而赎罪有时也确实会带来从轻或者减轻刑罚的效果。但是，时下的现象是：此处的“一些”和“有时”往往被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省略，以至于在“赔钱”和“减刑”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勾连——赔钱即可减刑。而如此省略，于法学理论、于民众情感都罪莫大焉。“赎”与“刑”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回归“赎罪”与“赎刑”两个概念的本质及其区别，重新认识犯罪的基本属性，我们可以更加正确地对待“赔钱减刑”这种社会观点。

　　赎罪出自犯罪人的内心忏悔，而赎刑出自犯罪人的外在渴求。在希伯来语中，“赎罪”有“擦拭心灵”之意。犯罪人只有在内心认识到犯罪的危害和行为的错误之后，才会有悔悟之情，心生赎罪之念。而赎刑则意在减轻或者避免自身可能遭受的刑罚之苦，未必是真心悔罪的表现。

赎罪更具有道德意义，而赎刑更具有功利目的。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标识。人区别于神，犯错在所难免；同时人也区别于动物，因为人在犯错之后会反省、弥补，此即为赎罪。不会赎罪的人，与禽兽无异。由此，犯罪人因犯罪后的内心煎熬而生发的赎罪行为，便具有了独特的道德意义。而赎刑则主要是犯罪人在刑罚轻重和自身经济实力之间的利益衡量：交钱还是受刑，孰轻孰重？如何以尽量小的经济代价来免除尽量多的刑罚？通过衡量，犯罪人选择“性价比”最高的行为方式，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换言之，赎罪是为人的，而赎刑是为己的。

赎罪的方式多种多样，由犯罪人自动选择，而赎刑的方式一般是交付货币。如何“赎罪”？道歉、握手、赔偿、做义工，甚至帮助其他犯罪人忏悔，都可以是赎罪的表现。当然，赎罪方式以及赎罪程度的选择，取决于犯罪人悔罪的深度——有人因为一次过失而抱愧终身不能解脱，也有人罪孽深重却仍一笑付之。而赎刑虽然在历史上也曾有过以物品或劳役作赎，但主要是以货币作赎。“赎”字以“贝”为偏旁，原义即“质也，以财拔罪也”（《说文解字》）。至于赎刑所需交付的货币量，历代刑法中也有分门别类的明确规定，一目了然，不由犯罪人自己做主。

既然赎罪与赎刑存在上述区别，那么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两种行为呢？

尽管让每一个犯罪人都赎罪非常困难，但是这种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在制度设计上也应当尽量地鼓励犯罪人赎罪。近年来在整个国际社会兴起的恢复性司法思潮，以及在我国如火如荼的刑事和解运动，都旨在从制度上创造犯罪人与被害人以及受到犯罪影响的其他人会面、沟通、协商、道歉，用实际行动赎罪的空间。鼓励犯罪人的赎罪与鼓励被害人的宽恕，这是刑法向人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们不倡导赎刑，因为从刑法逻辑上讲，刑罚的高低，取决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而赎刑行为并不必然代表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降低，故并不必然能够达到从轻或者减轻刑罚的效果。其一，犯罪人赔钱，未必代表犯罪人是真心悔罪，还可能是其自身富有或者家族富有，花钱买刑，因此不能说明其人身危险性降低；其二，即便犯罪人真心悔罪、愿意赔钱，但是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并不仅仅是物质损失，往往还有精神上遭受的创伤，仅仅赔偿物质损失，尚不足以遏制犯罪，而非物质性损失与物质性赔偿之间的对应关系难以建立。因此，对于犯罪人提出的赔偿，被害人未必接受和谅解，犯罪人与被害人的矛盾并不因赎刑行为就得以化解；其三，即便犯罪人与被害人达成赔偿和谅解，但是犯罪所危害的不仅仅是直接被害人，还包括间接受到伤害的社区乃至社会，犯罪人仅仅赔偿被害人损失，尚不足以弥补他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单纯的赔偿不足以说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减小，不足以成为减刑的理由，更不足以抹杀犯罪人对被害人以外的被害群体应负的责任。这也是民事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的最大区别所在。犯罪这种社会危害性决定了在刑事司法领域绝对不允许突破立法划定的框架进行“私了”。

我国目前尝试建立的刑事和解制度正是鼓励赎罪，反对赎刑。有人把刑事和解理解成“赔钱减刑”、“花钱买平安”，因而对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化持保留意见。事实上，不论是刑事和解制度本身，还是该制度背后的恢复性司法理念，均没有赎刑或者“赔钱减刑”的生存余地。恢复性司法和刑事和解的目标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而从上文的论述来看，赎刑不仅往往不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而且还伤害了社区乃至整个社会中的潜在被害人，强化了民众对犯罪的恐惧和仇富心理。既然如此，刑事和解制度又如何会鼓励赎刑呢？

当然，赎罪的方式有很多种，刑事和解制度也并不排斥用货币的方式赎罪，但是“用货币赎罪”并不等同于“赎刑”，因为这种赎罪方式能否达到减刑效果，根本上看，要取决于赎罪行为是否降低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具体而言，要符合以下条件：其一，赎罪以真诚悔罪为前提。真诚悔罪及赎罪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降低的重要表现，没有真诚悔罪表现的赔钱行为不能作为减刑依据。其二，减刑不能突破立法划定的框架。立法框架是对特定犯罪行为之社会危害性大小的基本判断，司法过程中不能突破。因此，在没有法定免除处罚或者减轻处罚情节的情况下，法官不能因为犯罪人进行了物质赔偿就予以减刑或者免刑。事实上，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也是这样的态度：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在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方面的情况下，也仅仅是“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其三，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于有赎罪表现的犯罪人，可以在量刑幅度内从轻处罚；如果同时还有其他减轻、免除型量刑情节，可以依法减轻、免除刑罚；对于酌定起诉类型的案件，达成赔偿协议的，在充分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免于起诉或者免除刑罚。

由此可见，罪可赎，刑不可赎。如果行为人通过赔偿真诚赎罪，化解了社会矛盾，降低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那么其刑罚也相应地予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但绝不是只要赔钱就必然减刑。赔钱只是犯罪人悔罪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不是减刑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减刑的充分条件。“赔钱减刑”忽视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对恢复性司法理念和刑事和解制度的一种误解，我们应当慎重对待，避免对社会公众造成“刑法私法化”和“公权私用”的误导。

(作者单位：国家法官学院)
民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等


关于贯彻实施《烈士褒扬条例》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

民发[2012]8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务局，各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武警部队政治部：

《烈士褒扬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于2011年7月26日公布，自2011年8月1日起施行。为了进一步做好烈士褒扬工作，现就贯彻实施《条例》若干具体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条例》施行后牺牲人员的烈士评定工作，适用《条例》。符合规定条件的评定为烈士，烈士遗属依照《条例》规定享受抚恤优待。

《条例》施行前牺牲人员的烈士评定工作，适用其牺牲时施行的有关法规。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批准为烈士，烈士遗属的一次性抚恤待遇按照《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及其解释和相关法规规定享受。

二、《条例》第二条中的“牺牲”，是指在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勇于献出自己的生命。被评定为烈士的，应当死难情节突出，堪为楷模。

不符合烈士评定条件、属于《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及有关法规规定的因公牺牲或者病故情形的，应当认定为因公牺牲或者病故，并按相应的规定予以抚恤。

三、属于《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情形的，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在向省级人民政府呈报评定烈士材料时，应同时抄送国务院民政部门，抄送材料包括：

（一）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向省级人民政府呈报的评定烈士的报告；

（二）烈士牺牲情节原始材料或证明材料的复印件；

（三）其他相关材料。

四、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评定烈士后，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在二十个工作日内报送国务院民政部门备案，备案材料包括：

（一）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提出的备案报告；

（二）省级人民政府评定烈士的有关文件或批复。

国务院民政部门对材料进行审查并按程序予以备案，并定期公布烈士备案结果。

对逾期不报送备案或备案工作中出现审查不合格的，国务院民政部门将予以通告，并责令改正。

五、军队有关部门依照《条例》第八条第二款评定烈士后，由解放军总政治部汇总并按季度将该季度评定烈士有关材料送国务院民政部门备案。

六、烈士褒扬金由颁发烈士证书的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发放，所需经费由当地财政部门垫支。

中央财政每年根据上年度烈士评定备案工作的情况，及时审核下达烈士褒扬金。

七、《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月工资”是指烈士牺牲当月的本人月基本工资。属于《工伤保险条例》适用范围的，月工资是指烈士牺牲前12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本人工资高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300%的，按照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300%计算；本人工资低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60%的，按照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60%计算。

一次性抚恤金由颁发烈士证书的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发放，所需经费按原渠道解决。

属于《工伤保险条例》适用范围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以及相当于烈士本人40个月工资的烈士遗属特别补助金按照《烈士褒扬条例》和《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发放。

八、烈士褒扬金、一次性抚恤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烈士遗属特别补助金应该及时足额发放。发给对象和数额分配根据烈士遗属协商结果确定，协商不成的平均分配。

九、改建、扩建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的，应当报国务院民政部门批准。





民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总政治部

二○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