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家畜屠宰管理试行办法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防止家畜疫病的传播，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及《家畜家禽防疫条例》有关规定，制定本试行办法。
第二条 凡经营性屠宰的猎、牛、羊、马、驴、骡等家畜肉食品，都属于《试行办法》管理范围。
第三条 凡经营性屠宰的家畜，应在市、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给《屠宰营业执照》的国营、集体屠宰场或个体屠宰户进行屠宰。
第四条 国营、集体屠宰场或个体屠宰户的设备、卫生要求：
（一）必须距离住宅区三百米以外，并有足够的清洁水源；
（二）必须有待宰圈、屠宰室和病畜屠宰间；
（三）必须有屠宰专用器具；
（四）必须有病害肉、粪便、污水、污物无害化处理等设施。
第五条 符合上述设备、卫生要求的国营、集体屠宰场或个体屠宰户，经市、县卫生、畜牧和商业部门联合审核批准，由畜牧、卫生部门办理卫生许可证后，向市、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经核准发给屠宰营业执照方可进行屠宰。
第六条 国营、集体屠宰场或个体屠宰户屠宰的家畜，必须经过有专业训练，并通过考核获得肉品卫生检疫证的专职或兼职肉品卫生检疫人员检疫。
第七条 国营、集体屠宰场或个体屠宰户屠宰的家畜，必须按《肉品卫生检疫试行规程》进行宰前、宰后检疫。检疫合格的畜肉品，由检疫单位出具证明，并在胴体上加盖检验合格滚花印戳。
对农民自食有余、零散上市的肉品，应在上市前经当地畜牧部门检疫，凭检疫合格证入市出售。
第八条 国营、集体屠宰场或个体屠宰户对代宰检疫验出的病畜，应按质作价进行收购，并按《肉品卫生检疫试行规程》作无害化处理。
第九条 兽医卫生和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对国营、集体屠宰场和个体屠宰户，应经常进行监督检查。对屠宰设备和卫生条件不符合要求的，应限其改进；对限期达不到要求的，由卫生、畜牧、工商管理部门吊销卫生许可证和屠宰营业执照；对无证屠宰场或个体屠宰户应坚决取缔。对病死
、毒死、死因不明和屠宰后未经检疫，无检疫合格证明及未加盖检疫合格印戳的畜肉品严禁上市。对于已进入市场销售或做成肉制品销售的，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可视情节，依照《食品卫生法》给予行政处罚。对不交纳产品税、屠宰税的，由税务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条 对违反本《试行办法》的，任何人都有权检举、揭发和控告。对检举、揭发和控告有功者，各级人民政府或主管部门应给予表扬或奖励。
第十一条 卫生、工商、畜牧、商业、税务等有关部门，应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做好本办法的实施工作。
第十二条 本《试行办法》自颁发之日起实施。




1986年1月18日
律师在一案中先为一被告人辩护，该被告人被另案处理后，又接受了同案另一被告人委托——

本案中应否准许辩护人为被告人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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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戴家明因涉嫌非法运输枪支的共同犯罪而被起诉到法院后，戴家明委托了杨泽万律师作为自己的辩护人。在随后法院开庭审理中，杨泽万出庭为戴进行了辩护。开庭审理后，公诉机关以案件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撤回了起诉。不久，公诉机关再次将该案向法院起诉，没有再起诉戴家明，但在指控被告人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三人犯非法运输枪支罪的同时，起诉书中也指控了戴家明与这三人共同实施犯罪的事实，并注明已对戴家明另案处理。法院立案后，杨顺伟委托了杨泽万律师作为自己的辩护人。
关于应否准许律师杨泽万为被告人杨顺伟辩护，法院在审理中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根据“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被告人辩护”的规定，在本案中，律师杨泽万在已经为戴家明进行辩护的情况下?法院不应准许律师杨泽万再为与戴家明共同实施犯罪行为的共同犯罪的同案被告人杨顺伟辩护；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被告人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戴家明涉嫌非法运输枪支的共同犯罪一案经公诉机关撤回起诉再起诉到法院后，法院已是立的另一个案号了，况且公诉机关也未再起诉戴家明，这就说明在法院受理的被告人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三人非法运输枪支一案中，戴家明已经不再是本案中的同案被告人了。律师杨泽万为被告人杨顺伟辩护与为戴家明辩护是在两个不同的案件中的行为，没有违反“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被告人辩护”的规定。因此，法院应当准许律师杨泽万为被告人杨顺伟辩护。

?法官析案?

笔者认为法院不应准许律师杨泽万为被告人杨顺伟辩护。

关于这个问题出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关键是在于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被告人辩护”的规定中“共同犯罪案件的同案被告人”的不同理解所致。导致出现上述后一种意见的根源就在于混同了刑事案件中的“同案”与“同案号”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笔者认为，“被告人”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特定称谓，侦查以及审查起诉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只有到了法院审理阶段才能被称作“被告人”。共同犯罪案件中的同案被告人是指因共同实施犯罪而被起诉到法院的被告人，是绝对不能以法院在审理案件中所立的案号是否相同来认定的。对于共同犯罪的刑事案件，我们经常都会遇到这种情况：由于种种原因，同案的被告人公诉机关没有或者根本不可能同时起诉到法院审理，由于时间有先后，法院在审理这些共同犯罪案件的同案被告人时所立案件的案号肯定是不相同的，倘若因案号不同而认定不是同案被告人，岂不是大大放纵了共同犯罪吗？这也是与我国刑法有关认定共同犯罪的规定不相符的。在这起共同犯罪案件中，公诉机关在第一次向法院起诉时就已指控了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戴家明四人系共同犯罪的同案被告人，而此时律师杨泽万接受被告人戴家明的委托出庭为其进行了辩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就已经决定了律师杨泽万作为一名辩护人不得再为这个共同犯罪案件中的其他三人（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中的任何一名同案被告人辩护。虽然公诉机关撤回了起诉，但无论是在任何时候再向法院起诉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三人中的任何一人，只要起诉中仍然指控了戴家明与这三人共同实施犯罪的事实，都不能否定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三人中的任何一人系公诉机关第一次向法院起诉的戴家明所参与的共同犯罪案件的同案被告人。实际上公诉机关在第二次向法院起诉时虽然只列了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三人为被告人，但在起诉书中指控的犯罪事实中仍然指控了戴家明与这三人共同实施犯罪的事实，只是因为其他原因将戴家明另案处理而已。律师杨泽万在明知自己已经为戴家明进行了辩护的情况下又接受戴家明所参与的共同犯罪案件中的其他同案被告人杨顺伟的委托为其辩护，已经违反了“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被告人辩护”的规定，所以，法院不应准许其为被告人杨顺伟辩护。

刑事案件不能简单以法院受理案件的案号来区分是否是同案。一件刑事案件通常都要经历侦查机关的立案和侦查、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法院的审判等阶段，法院的审判仅仅是一个阶段而已。即使是法院对一件刑事案件的审判?也有可能经历一审、二审甚至再审?但实际上审的都是同一件刑事案件。因此? “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被告人辩护”的规定应该在法院审理同一件刑事案件的各个阶段都适用。本案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实质上是对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行使辩护权的一种适当的限制。不仅仅是在法院审理阶段有这个规定，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也有类似的规定：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条规定：“同案的犯罪嫌疑人不得聘请同一名律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共同犯罪的案件，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犯罪嫌疑人辩护。”另外，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制定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七条规定：“律师不得接受同一案件两名以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如果没有这些必要的限制，允许一名辩护人可以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为两名以上的同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辩护，就必然会至少损害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利益，从而侵犯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辩护权。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却没有明文规定，目前还只能用司法解释、行政规章及行业规范来对此加以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