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司法判例
　　内容提要: 非法证据是指违反法律规定获取的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非排除所有非法证据，为此，法律应明确哪些必须排除，哪些可以不排除。然而，法律规定的语言既有精确性的一面，又有模糊性的一面。人们不能奢望立法者制定出包罗万象且尽善尽美的法律规则，因此只能由司法者在实践中面对具体案件时进行解释性适用，而司法判例就是这种适用的最佳方式。


　　在现代法治国家的刑事司法活动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不可或缺的。无论从保障人权的角度看，还是从查明事实的角度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都是必要的。近年来，笔者主持了关于刑事错案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非法取证与刑事错案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例如，在各类证据中，被告人的虚假口供是导致刑事错案的首要原因，而造成被告人虚假口供的主要原因是刑讯逼供。在2007年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中，选择“被告人口供”是最容易导致刑事错案的一种证据的调查对象占37％；选择“刑讯逼供”是最有可能导致被告人做出虚假供述的因素的调查对象占60％；在分析的50起已经新闻媒体曝光的涉嫌杀人的刑事错案中，存在“被告人虚假口供”同时也肯定或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的案件占94％。这表明，被告人虚假口供是导致刑事错案的首要原因，而造成被告人虚假口供的主要原因是刑讯逼供。[1]由此可见，建立和完善以刑讯逼供为主要目标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预防刑事错案具有重要意义。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颁发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以及201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都强调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性。

　　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该包括两项基本内容，或者说，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是非法证据的界定，即什么是非法证据；第二是非法证据的处分，即是否排除及如何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以立法为基础，但是立法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往往带有一定的模糊性或灵活性，从而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带来困难。笔者认为，完善司法判例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路径。

　　一、非法证据界定的模糊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不等于说要排除所有非法证据，在世界上那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完备的国家，非法证据也并非一律排除。因此，笔者先讨论非法证据的界定问题，再讨论非法证据的处分问题。

　　顾名思义，非法证据就是违反法律规定获取的证据。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非法证据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使用法律明确禁止的方法获取的证据。例如，《刑事诉讼法》[2]第5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违反这条规定获取的证据就属于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1条也作出了相应的表述，即“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至于这两条规定之间的差异，笔者在后面还会讨论。第二，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或要求收集的证据，包括收集证据的主体、程序、方法以及证据的形式不合法的证据。例如，《刑事诉讼法》第116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由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负责进行。讯问的时候，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以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按照这条规定，如果讯问不是由侦查人员进行的，或者讯问时只有一名侦查人员的，或者没有按规定在看守所内进行的，所获得的口供就属于非法证据。

　　初看起来，上述非法证据的界定是明确的，但是仔细考究，又会发现其中还有模糊之处。例如，什么是刑讯逼供？什么是威胁、引诱、欺骗？什么是其他非法的方法？由于法律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具体的回答或说明，人们只能按照常识来解释甚至揣测。然而，人们的常识可能并不一致，揣测可能大相径庭，于是在认定非法证据的时候就会出现莫衷一是和标准不一的现象。例如，有人说，坦白从宽就是诱供，抗拒从严就是逼供，有人则认为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有人认为“精神折磨”也属于刑讯逼供，有人则不以为是。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20日公布的“刑诉法司法解释”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3]但仍有模糊之处，因为它并未列举构成“精神折磨”的具体方法。

　　在具体案件的审讯中，人们对于方法、手段的合法性也会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在赵作海冤案中，侦查人员昼夜连续审讯，而且在赵作海昏昏欲睡时在其头顶放鞭炮。这种方法是否属于刑讯逼供？侦查人员在审讯时对赵作海说，如果你不老实交代，我就开车拉你出去，在车门一脚把你跺下去，给你一枪，就说你逃跑。这是不是威胁？[4]在佘祥林冤案中，由于佘祥林在承认杀妻之后不能正确说明杀人的过程，侦查人员就提示说，就算你把尸体沉在水中，我们把水塘的水抽干，也能把尸体找出来。这是不是引诱？[5]众所周知，许多侦查人员在没有掌握充分证据的情况下都会对犯罪嫌疑人说，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其他人都讲了，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这是不是欺骗？

　　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法律语言应该具有精确性，以便社会成员明确地知晓法律的规定。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语言的精确性程度就标志着立法技术的发展水平和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然而，社会情况是复杂多样而且不断发展变化的，法律规定要想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持续的生命力，其语词就不得不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国际法律语言学协会第四任主席约翰·吉本斯教授指出：“因为这些（法律）文件是如此具有影响力，所以他们在措词上的准确无误十分重要。如果它们的措辞过于严格，它们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活施加一些不适当的、不必要的限制。如果它们在措词上过于宽松，则又可能会让一些令人生厌的行为获得认可或导致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后果。根据巴提亚（Bhatia）（1994），精确（precision）是法律文件的独有特征得以形成的驱动力量。精确不一定就意味着极度清晰—它也可能包括采用适当程度的模糊性或灵活性。”[6]中国也有专家指出：“有时，人们把模糊性看成一种物理现象。近的东西看得清，远的东西看不清，一般地说，越远越模糊。但是，也有例外情况：站在海边，海岸线是模糊的；从高空向下眺望，海岸线却显得十分清晰。太高了，又模糊。精确与模糊，有本质区别，但又有内在联系，两者相互矛盾、相互依存也可相互转化。所以，精确性的另一半是模糊。”[7]

　　法律语言既有精确性的一面，又有模糊性的一面。一般来说，法律语言的主要含义应该相对明晰，而边缘含义则可以相对模糊，或者，在较为抽象的层面上相对明晰而在较为具体的层面上相对模糊。例如，上文所说的“刑讯逼供”，就一般情况而言，这个语词含义是明确的，但是在具体案件中遇到特殊情况时，这个语词又具有了模糊性。《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的“其他非法的方法”确属模糊概念，但是立法者考虑到司法实际情况的复杂多样，只好采取这种模糊处理的方法，因为语言的模糊性可以保证其适用的普遍性。至于这种模糊性是否合理或必要，那就另当别论了。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灵活性

　　立法机关在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面临不同的价值选择。如果单纯考虑打击犯罪和查明事实的需要，那么非法证据的排除是越少越好。如果单纯考虑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需要，那么非法证据的排除就是越多越好。不同国家的立法者必须努力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等多重价值取向中寻求平衡。基于多种价值观念的考量，世界各国一般都对非法证据采取区别对待的处分方式。这就是说，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既不一律排除，也不一概采纳。这有几种情况：第一，区别对待不同种类的非法证据，例如，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必须排除，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不必排除；第二，区别对待不同程度的非法取证，例如，严重违法或严重侵犯人权所获得的非法证据必须排除，轻微违法或轻微侵犯人权所获得的非法证据不必排除；第三，区别对待不同种类案件中的非法证据，例如，一般犯罪案件中的非法证据必须排除，恐怖、暴力等严重犯罪案件中的非法证据则可以不排除。

　　采取区别对待的国家，往往把非法证据分为两类：一类是由立法明确规定必须排除的；另一类是由法官自由裁量排除的。例如，按照英国法律的有关规定，非法获得的证据分为“法定不可采纳”和“法官自由裁量不予采纳”两种。前者一般指警察通过刑讯逼供等严重违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后者指警察以欺骗等不太严重的违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在欧盟国家刑事司法一体化的进程中产生的《刑事大法典》（Corpus Juris）建议稿，把非法证据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违法取得的证据（il-legally obtained evidence），如通过刑讯逼供或违法搜查取得的证据；第二类是违规取得的证据（irregularly obtained evidence），如违反律师在场的规定所取得的证据；第三类是不当取得的证据（improperly obtained evidence），例如，警察对犯罪嫌疑人谎称在实施犯罪的手枪上已发现了他的指纹印，从而获得了嫌疑人认罪的口供。[8]如此区分的目的是要区别对待不同情况的非法证据。对于第一类，欧盟成员国一般都要规定为法定必须排除；对于第二类，欧盟成员国可以规定为法定必须排除，也可以规定为自由裁量排除；对于第三类，欧盟成员国都可以规定为自由裁量排除。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对于可以采纳的非法证据还采取了降低证明力的处分方式。2010年出版的《欧盟国家在刑事案件中跨境收集和使用证据》一书的作者曾经对欧盟成员国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各国法律的规定是把非法证据作为不可采纳的证据还是作为应该降低证明力（reducing itsprobative value）的证据。该书作者把有关规则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绝对无效规则或严格禁止性规则，即明确规定某些非法取得的证据不可采纳；第二类是相对无效规则或贬损可靠性规则，即规定某些证据的非法性会影响到证据的可靠性。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80-90％的成员国同时存在上述两种规则；在80％的成员国中，第一类规则都属于制定法规则（statutory rules），其他国家则包括学理性规则（jurisprudential rules），而第二类规则多属于学理性规则。对于那些贬损可靠性的非法证据，有些国家规定自由裁量排除，有些国家允许作为获取其他证据的线索信息（steeringinformation）使用，有些国家允许作为佐证使用。该书作者还就欧盟各国针对外国获取的非法证据的规则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还表明：70％的成员国有规则规定外国获得的某些非法证据绝对无效；80％的成员国有规则规定外国获得的非法证据会贬损证据的可靠性。[9]

　　美国还通过判例法确认了另外一种非法证据的处分方式，即“有限采用”。哈里斯诉纽约州案（Harris v. New York）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966年1月4日和6日，纽约市一名便衣警察连续两次从一个名叫哈里斯的人手中购买了毒品。1月7日，警察逮捕了哈里斯。当时最高法院尚未出台“米兰达规则”，所以警察在讯问中没有告知哈里斯有权保持沉默和有权会见律师。警察向哈里斯出示了颇有份量的证据并为其分析了认罪与否的利弊，哈里斯便承认了自己的贩毒行为，并且在讯问笔录上签字。然而，当该案提交法庭审判的时候，米兰达规则已经问世。于是，哈里斯的辩护律师在审判前便要求法庭排除该讯问笔录，不过，公诉方很爽快地同意不在审判中使用该证据。

　　在法庭上，公诉方传唤的证人主要是三名警察。第一名是向哈里斯购买毒品的侦探，其证言证明他从被告人处购买毒品的事实经过；第二名是在该次秘密侦查行动中负责联络的警察，其证言证明前一侦探确实从哈里斯处购买了毒品；第三名是负责化验的警方技术员，其证言证明前一侦探从哈里斯处购买的物品是海洛因。随后，辩护方决定让哈里斯作为辩方的证人出庭作证。在法庭上，哈里斯承认自己认识那名便衣侦探，但是否认曾经向其出售毒品。接下来，当检察官对哈里斯进行交叉询问时，那个似乎已经成为过去的讯问笔录问题又成为了双方争执的焦点。

　　为了证明被告人在法庭上的陈述不可靠，检察官要求法庭允许他使用那份讯问笔录对被告人进行盘诘，但辩护律师坚决反对，声称那是非法证据，必须排除在诉讼大门之外。法官经过审慎的考虑之后裁定，公诉方可以在交叉询问中使用那份笔录，但不得将其交给陪审员传阅。于是，检察官援引被告人在接受警察讯问时的供述来质疑其在法庭上的陈述。哈里斯承认他曾经接受警察的讯问，但是声称他不记得曾对警察说过那些话。不过，他也没有提出警察在讯问时使用过逼供的行为。在法庭调查的最后阶段，检察官和辩护律师都向陪审团强调了那份讯问笔录的问题。当然，双方的观点截然不同。检察官强调那份讯问笔录足以证明被告人在法庭上的陈述不可信；辩护律师则声称那份笔录本身存在违法性，不足为凭。最后，法官指示陪审团在评议过程中只能在被告人的可信度问题上考虑该讯问笔录，绝不能把该笔录直接作为认定被告人有无贩毒行为的根据。经过评议，陪审团判定哈里斯有罪。

　　哈里斯不服，提出上诉。纽约州上诉法院于1969年进行审理并作出维持原判的裁定。哈里斯认为纽约州法院的裁定违反了美国最高法院确立的米兰达规则，请求最高法院调审。1970年12月17日，最高法院就哈里斯一案举行听证。1971年2月24日，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以5比4的表决结果作出维持原判的裁定。首席大法官伯格代表法庭起草裁定意见。他指出：“每个刑事被告人都有权作证为自己辩护，或者拒绝作证。但是这种特权不能被解释为包括作伪证的权利。既然自愿出庭作证，上诉人就有义务真实并准确地进行陈述，而公诉方在本案中所做的无非就是使用了对抗式程序中传统的证言核实手段。既然被指控者曾经向某个第三人做出过内容不一致的陈述，那他就很难争辩说对方不能以交叉询问和质证的方式将这种自相矛盾之处提交陪审团。米兰达规则所提供的保护不能被滥用成在辩护中提供伪证而且不会面临与先前不一致话语对证之风险的许可证。因此我们裁定，使用上诉人早先作出的不一致陈述对其可信度进行的质疑是恰当的。”[10]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66年确立的米兰达规则的基本内容是，执法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须明确告知对方有权保持沉默和有权会见律师。实际上该规则还具有口供采纳标准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功能。凡是按照该规则进行告知后获得的口供就可以采纳，凡是没有按照该规则进行告知而获得的口供就必须排除。最高法院在哈里斯一案中所做的裁定对该规则进行了修正，使原本完全不具有可采性的非法证据具有了“有限的可采性”—执法人员违反米兰达规则获得的口供不能直接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依据，但是可以作为对被告人当庭陈述进行质疑的依据。

　　中国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思路也是区别对待，这在两个“证据规定”和《刑事诉讼法》中都有体现。如前所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1条对非法言词证据进行了界定。第2条规定：“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14条规定：“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据此，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采取了两分法：第一类是法律明确列举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相当于法定必须排除的非法证据，包括采用刑讯方法获得的被告人口供，采用刑讯或威胁方法获得的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第二类是可经补正或解释后再决定是否排除的非法证据，类似于自由裁量排除的非法证据，主要包括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和书证。这样的规定体现了法律规则的灵活性，但是也给该规则的适用带来了难题。

　　首先，上述规定中的一些语言具有模糊性。例如，什么是“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或“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什么是“补正”及如何“补正”？什么是“合理解释”？其次，上述规定“遗漏”了一些非法证据，例如，收集证据的主体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证据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采用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的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违反法律规定作出的鉴定意见和勘验、检查、辨认、侦查试验笔录等。再次，上述规定中关于某些非法证据的处分方式不够明确。例如，“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含义究竟是不能采纳还是不能采信？《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中也存在类似问题，例如其第19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20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讯问笔录没有经被告人核对确认并签名（盖章）、捺指印的；（2）讯问聋哑人、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人员时，应当提供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员或者翻译人员而未提供的。”按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般原理，排除的含义是不可采纳，即不能进人诉讼程序。“不能作为定案根据”却具有不能采信的含义，容易让人理解为可以进入诉讼程序，但是其证明力应该贬损。

　　作为规范司法活动的法律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该具有明确性、可操作性、可预测性等基本特征。其中，明确性是核心，因为它是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的基础。明确性强，规则的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就高；明确性弱，规则的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就低。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规则的明确性标志着立法技术的水平高低和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因此，立法者在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应该尽可能使用精确的语言进行表述。然而，受概念的模糊性和语词的多义性以及社会语言的发展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法律规则往往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或开放性，即主要含义的相对明晰伴随着边缘含义的相对模糊，或者说，在较为抽象的层面上相对明晰而在较为具体的层面上相对模糊。另外，为了满足普遍适用和长期适用的要求，法律规则也需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立法者在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使用“等”之类模糊化表述方式，也是无奈之举。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通过之后，立法机关的有关领导曾解释说：“对于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供述予以排除，有的建议对采用引诱、欺骗手段取得的口供也应当明确予以排除。经研究考虑：采用引诱、欺骗手段取得的口供、证言也是非法的，也应当禁止，但实践中，存在问题较多，影响较大，重点应当排除的主要是刑讯逼供取得的供述，明确列举，体现了着力解决在惩治犯罪和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11]从立法的角度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这种灵活性可能是必要的，但是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这就会使规则的适用陷入难以统一的境地。下面，笔者仍以欺骗取证为例。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关于颁发《国营城市建设综合开发企业成本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建设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行，深圳、成都、南京市分行：
为加强对开发企业的成本管理，提高开发企业的经济效益，我们制定了《国营城市建设综合开发企业成本管理暂行办法》，经财政部同意，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国营城市建设综合开发企业成本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成本管理，降低耗费，提高经济效益，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国营企业成本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成本条例），结合城市建设综合开发企业的特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国营城市建设综合开发企业（以下简称开发企业）。以经营土地开发和商品房屋建设为主的其他企业也应按照本办法管理成本。
集体所有制开发企业的成本管理，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开发企业所辖的施工队伍，应按照《国营施工企业成本管理实施细则》管理成本。
第四条 成本管理的基本任务是：通过预测、计划、控制、核算、分析和考核，反应企业生产经营成果，挖掘降低成本的潜力，努力降低成本。
第五条 本办法规定的各级财政部门职权，由同级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代为行使。

第二章 成本项目和开支范围
第六条 开发项目的成本项目，根据开发工程特点分为：
一、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
二、前期工程费；
三、房屋建筑安装工程费；
四、公共配套设施费；
五、基础设施建设费；
六、管理费；
七、利息支出。
内部独立经济核算单位生产作业成本项目，按财政部制定的《国营城市建设综合开发企业会计制度》（以下简称会计制度）规定执行。
第七条 按照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进行土地开发所发生的土地征用费，耕地占用税，劳动力安置费，及有关的地上、地下物拆迁补尝费等，列入成本。
拆迁旧建筑物回收的残值应当估价入帐并分别冲减有关成本。
第八条 开发项目前期工程发生的费用，包括总体规划、设计，项目可行性研究，水文、地质勘察、测绘，三通一平等，列入成本。
第九条 用于出售或代建的房屋建筑，凡列入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图预算项目的费用（包括设备费用），列入成本。
第十条 开发项目内发生的独立的非营业性公共配套设施，如居委会、派出所、幼托、消防、锅炉房、水塔、自行车棚、公厕等，凡列入建筑安装工程图预算项目的费用（包括设备费用），列入成本。
第十一条 开发项目内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费，如道路、供水、供电、供气、排污、排洪、通讯、照明、绿化、环卫设施等，列入成本。
第十二条 为组织开发项目的土地开发、房屋建设、以及产品销售所发生的管理费，列入成本。
管理费用包括：
1．管理人员的工资，指管理人员的基本工资和各种工资性津贴以及辅助工资。不包括由材料采购及保管费、职工福利基金、工会经费及营业外开支人员的工资；
2．工资附加费，指按照国家规定计算的职工福利基金和工会经费。职工福利费和工会经费的提取范围和比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3．办公费；
4．宣传费；
5．交通差旅费；
6．产品销售费，指开发产品在销售前的改装、修复费，开发产品销售过程中发生的广告宣传费、代销手续费、产品维护费等；
7．固定资产使用费；
8．低值易耗品摊销；
9．劳动保护费；
10．职工教育费，在职工工资总额的1．5％的范围内掌握开支；
11．科技费，指技术转让费、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咨询费等；
12．临时设施费，指按企业实际需要搭盖的临时办公用房、车棚等实际支出其后拆除收回的残值，应冲减管理费；
13．检验实验费；
14．坏帐损失；
15．其他，指上述项目以外的其他必要的费用支出。如契约、合同公证、签证费、审查工程预决算及招投标手续费、工程质量监督费、财产保险费（不包括职工财产保险）、房产税、车船使用税等。
第十三条 开发项目内发生的流动资金借款利息，包括企业垫底流动资金贷款利息和项目周转资金贷款利息，其支出数扣除利息收入数后的净支出，列入成本。
第十四条 经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审查批准列入成本的其它费用，列入成本。
第十五条 下列费用不得列入开发工程成本。
一、城市建设规划中的大配套设施项目。包括开发项目外为居住服务的给排水、供电、供暖、供气的增容、增压，交通道路，开发项目内属营业性公共配套设施如商店、银行、邮局和非营业设施如中小学、文化站、医院等；
二、已销售交付使用的开发产品，在保修期内发生的保修费；
三、应在基建基金、各种专项基金和专项经费中开支的费用；
四、超出国家规定开支标准部分的各项费用支出；
五、更改项目借款和其它专项借款的利息支出，流动资金借款的加息、罚息支出；
六、应在企业留利中开支的各种赔偿金、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款；
七、按规定购买有价证券和应在专用基金中交纳的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的支出；
八、企业对各种公益事业性社会活动的集资或赞助资金；
九、与本企业开发业务无关的其它费用。
第十六条 企业发生的固定资产报废后清理的损益、固定资产盘亏盘盈的损益、因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造成的开发产品的损失报废，报经企业主管部门和经办建设银行审查、同级建设银行批准后，在营业外中列支。
第十七条 开发企业自己留用的办公用房、宿舍、自己经营用的房屋如旅馆、商店、住宅等，不得摊入用于出售的商品房屋成本之中，应做为自有财产管理，按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成本核算
第十八条 开发企业应按成本条例、本办法和财政部门有关成本核算的统一规定，确定成本核算程序和具体方法。
各地区、各部门制定的补充规定和企业制定的成本核算程序和具体方法，不得与成本条例、本办法和财政部门有关规定相抵触。
第十九条 成本核算对象应结合开发工程地点、用途、结构、装修、层高、施工队伍等因素，分别做如下处理。
一、一般的开发项目，以每一独立编制设计概（预）算，或每一独立的施工图预算所列的单项开发工程为成本核算对象；
二、同一开发地点，结构类型相同的群体开发项目，开竣工时间相近，同一施工队伍施工，可以合并为一个成本核算对象；
三、对于个别规模较大、工期较长的开发项目，可以结合经济责任制的需要，按开发项目的一定区域或部位划分成本核算对象。
第二十条 企业对成本核算对象要进行日常核算，工程竣工，达到使用功能后，结算全部工程成本。
第二十一条 各成本项目的预算成本（计划成本）和实际成本的核算范围，计算口径必须一致。
第二十二条 开发项目的计划成本，必须以开发项目总体规划为依据。其中建安工程造价，应以经建设银行审核的工程预算、平方米造价，招标中标价为依据。其它有关预算成本费用，应以当地政府或当地部门批准的价格为依据。
第二十三条 开发项目的实际成本，必须分别成本核算对象，根据计算期内实际已完工程（或产品、作业）、实际消耗和实际价格，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责，进行核算，不得以计划成本、预算成本或估计成本代替实际成本。
各项开发工程成本，凡能划清受益对象的，可直接记入该受益的核算对象；一时划不清的，可按会计制度规定先归集，然后按成本分配方法，在成本结算时分配给有关受益对象。
第二十四条 实际成本中耗用的材料和设备价格，其计划价格与实际价格的差异，必须按期进行合理分配，调整开发工程成本。年度终了，应对材料设备进行清理盘点，对于发生的各种短缺和损耗，应查明原因，分清责任，经企业经理批准，以扣除直接责任人赔偿后的净损失，调整有
关成本，不得任意多摊或少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第六条所列各成本项目（第三项除外）中的费用，凡应由两个以上受益对象共同负担的，应在工程竣工以后，按受益对象合理确定分摊数额，一次摊入受益对象。
第二十六条 一次支付、分期摊销的费用，应按照费用项目的受益期限确定分摊数额。分摊期限一般不超过12个月（可以跨年计算）；超过12个月 的应报经主管部门批准，但最长不得超过两年。
第二十七条 对于应由当期成本负担而尚未发生或支付的费用，可以预提。预提项目费用必须在经批准的开发项目概（预）算范围内进行。预提期短的，年终财务决算时不留余额；预提期长，其余额跨年度使用的，应在年度报表中说明，年度内预提项目尚未开工的其预提费用应专款专
用。工程竣工，预提费用与实际发生费用的差额，要相应调整成本。
第二十八条 低值易耗品可按其价值大小，使用期限长短等具体情况，采用一次摊销法或五五摊消法摊入成本。
第二十九条 成本核算必须划清下列界限。
一、成本核算对象之间的界限：成本核算对象一般在开工之前确定。一经确定，就不得随意改变，更不能互相混淆、串户；
二、成本项目之间的界限：各成本项目，必须按照发生费用的具体内容，划分清楚，对号入座，不得串项；
三、本期成本与下期成本的界限：不得将本期成本列入下期成本，也不得将下期成本列入本期成本；
四、主体工程与公共设施界限：对于能够确定为独立核算对象的公共配套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分开，分别进行成本核算，并负担应承担的费用。待竣工决算后，属于可以列入开发工程成本的，同不能确定为独立核算对象并应列入开发工程成本的公共配套设施一起按规定的分配方法和比
例，再次分配到开发工程成本项目中去。
第三十条 有关成本核算资料，必须正确、完整，如实反映工程开发过程中的各种耗费。有关成本核算的原始记录、凭证、帐册、预提待摊和分配资料、统计报表等，内容必须齐全、真实，记录和编制必须及时。

第四章 成本管理责任制
第三十一条 开发企业按照分级、分口管理、权责结合、责任到人的原则，建立健全与生产管理体制相适应的责任制。
第三十二条 开发企业负责全面的经济核算，负责编制计划成本和降低成本措施；负责编制开发项目的概算，审查施工单位的概（预）算，负责审定内部结算价格，统一材料价格差异；负责对外签定经济合同，办理工程价款结算，核算开发项目实际成本，办理产品销售结算；负责编制
和汇总年、季度成本报表。
第三十三条 开发企业的经理，对企业开发经营的经济效果负全面责任。
第三十四条 总会计师或行使总会计师职权的副经理，协助经理组织领导本企业的成本管理，正确执行成本计划，准确核算成本，对企业的成本管理和财务管理负责。
第三十五条 总经济师协助经理管理计划、经营、预算等项工作，采取有效措施，节约投资、降低成本，对其经济效果负责。
第三十六条 总工程师协助经理管理规划、设计、施工、技术革新等工作，做到技术上先进、合理，经济上节约、有实效，对各项技术组织措施的经济效果负责。
第三十七条 开发企业财务部门对成本管理的责任是：参与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和项目评估；汇总计划成本资料；制定本企业成本管理制度，监督成本开支范围；组织成本核算，考核成本计划的执行情况，对成本进行预测、预控和分析；编制成本报表。制定企业所属单位的成本核算职
责范围，并负责指导执行成本核算办法。
第三十八条 开发企业各职能部门，应结合本部门的职责，在经理的组织领导下，以财务部门为核心参与企业成本管理，向财务部门提供有关数据和资料，对本部门的成本管理负责。
一、规划部门。负责开发项目总体规划，设计方案的选优；按批准的规划设计严格控制开发项目投资规模。
二、计划部门。组织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对项目提出决策性建议；编制年度开发建设计划；执行工期定额，严格控制建设周期。
三、经营部门。组织有关部门编制商品销售计划、确定产品价格，负责办理产品预售、组织收取购房定金，及时办理产品销售，防止产品积压；搜集并向有关部门提供市场信息。
四、工程部门。按开发项目规划征购建设用地，及时组织拆迁安置和地上、地下障碍物的处理及七通一平，减少前期工程费用；按基本建设程序和规划设计要求组织工程实施，组织招标、发包和设计交底；负责工程质量的监督、检查，组织工程质量的评定和竣工工程的质量验收。
五、材料部门。编制材料设备的采购供应计划，核算材料设备的价格，降低采购成本；健全保管和收发制度，加强材料、设备的管理；办理与购房单位和施工企业之间收料与供料的结算手续，及时结算购房单位应负担的材料差价，归口负责降低材料成本。
六、预算部门、参与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编制开发项目投资概算和审核施工图预算；合理编制招标工程的造价标底，综合大包干的包干造价；同有关部门签订经济合同并履行合同中的经济条款，编制工程计划成本。
七、行政管理部门。规定并实施管理费用计划（定额）；制定管理费用的节约措施并组织实施；对管理费用实行指标分管，归口负责。

第五章 监督与制裁
第三十九条 企业主管部门对所属企业的成本管理进行下列监督。
一、进行经常性的检查、督促、促进改善经营管理，努力降低成本；
二、按期汇审企业的报表，提出审核的意见；
三、对一切违法行为及时制止，单独或会同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税务部门进行检查、处理。
第四十条 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税务部门应根据各自的职权范围对企业成本管理进行检查和监督。
一、监督成本条例和本办法以及其它各项成本管理制度的执行；
二、对违反成本条例和本办法的案件进行调查核实，并提出处理意见；
三、检查对违法行为处分决定的执行情况；
四、检查与成本有关的其它事项。
第四十一条 企业在接受监督与检查时，必须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检查资料，不得弄虚作假或阻挠、刁难。
第四十二条 对违反成本条例，并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企业，应按照财务和税收的有关规定处理。
一、擅自提高开支标准，扩大开支范围的；
二、随意摊提成本费用、挤占国家收入的；
三、弄虚作假、成本严重不实的；
四、任意提高销售价格，牟取高额利润的；
五、经营管理不善，造成工程大量返工或其它严重损失浪费，以致成本升高的；
六、损公肥私、挥霍国家资财、增加成本开支的。
第四十三条 对违反成本条例和本办法第四十二条所列行为之一的企业、企业责任人，以及企业领导人，应当按照事实和情节轻重，分别依据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或经济制裁，触犯刑律的，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企业总会计师或行使总会计师职权的企业领导人以及财会人员，如对明知属违法的行为，不抵制、不揭发，应与违法行为直接责任人同时受到处罚。
第四十五条 对单位的处罚和对责任人的罚款，由进行检查的财政部门、审计部门或者税务部门作出决定，对责任人员的行政处分，由进行检查的财政部门、审计部门或者税务部门提出建议，按照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奖惩规定或者企业职工奖惩规定，由有关部门作出决定。
第四十六条 企业交纳的罚款，在企业留利中支付；个人交纳的罚款，由所在单位从本人工资中扣缴。
第四十七条 企业或个人如对罚款有异议，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决定机关的上一级主管机关提出复查申请。上一级主管机关应在接到复查申请30日内进行复查。复查期间，处罚决定应当执行。
第四十八条 对坚持国家政策，维护成本条例和本办法，揭发检举违法行为的人员，由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税收部门根据具体情况给予表扬或适当奖励，或者报请政府给予表扬或奖励。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实施。过去各种有关国营城市建设综合开发企业成本管理的规定，如与本办法有抵触，以本办法为准。
第五十条 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建设银行，可以按照成本条例和本办法的规定，制定实施细则或补充规定，并报建设银行总行和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1988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