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李 民
[内容提要]本文是介绍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有关法律问题，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是指在出租人出卖租赁物时，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它是承租人的一项具有物权性质的法定权利，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承租人只能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行使购买权而不能以优于第三人的条件购买租赁物，出租人与承租人就租赁物的买卖价格达不能协议时，出租人不得再以低于或等于承租人所能接受的价格将租赁物出卖给第三人，否则就侵害了承租人的合法权益，承租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宣告出租人与第三人买卖租赁物的合同无效，而且还可以直接请求人民法院确认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形成的以同等条件为内容的买卖合同成立。
一、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性质
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是指作为承租人的公民、法人在租赁合同有效期内，在出租人出卖租赁物时，依照法律的规定享有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于其他购买人购买租赁物的权利。
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性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⒈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是一种法定权利。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必须由法律直接加以规定，即只能由法律加以创设，而不能根据当事人之间的约定而产生。[1]1983年12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房屋所有人出卖出租房屋，须提前3个月通知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承租人有优先购买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第118条规定：“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应提前3个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条规定：“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这些规定都是承租人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法律依据。由于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是一种法定权利，因而其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
⒉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是一种具有物权性质的请求权。关于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是否具有物权性质，目前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本身不是直接对租赁物享有权利，因而不具有物权性质，仅具有债权效
力，即承租人仅具有请求与出租人就租赁物订立买卖合同的请求权。出租人出卖租赁物时，承租人依同等条件声明购买的，出租人有承诺的义务。如果出租人不通知承租人而直接与第三人订立合同出卖租赁物，承租人只能对出租人主张损害赔偿，而不能主张优先购买租赁物。另一种观点认为，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具有物权性质，属于物权范畴。笔者认为，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应属一种具有物权性质的请求。物权设定时必须公示，所谓公示原则，是指物权的各种变动必须以一种可以公开向社会显示，并能取信于公众的外部表现方式予以展示，方能生效的法律原则。首先，从近代世界各国的立法趋势来看，主要有三种立法例：一是成立要件主义，又称有效要件主义、形式主义。德国等一些大陆法系国家采此立法模式。这种立法例把公示即登记或交付作为物权变动的有效要件。也就是说，只有当事人之间的物权变动意思表示，而无法定的公示方法，其物权变动意思表示不仅不发生社会的公信力，且不具有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二是对抗要件主义。法国、日本等国采此立法模式。这种立法例认为，公示方法虽有社会的公信力，但不是物权变动的要件。当事人形成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即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只是在未依法进行公示之前，不具有社会公信力，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即不知情的第三人可以当事人未公示为由，否认其物权变动的效果。三是折衷主义。这是兼采成立要件主义和对抗要件主义的一种立法例，奥地利和前苏俄等国家采此立法模式。但这些不同的国家在“兼采”的同时又有所偏重，或者以成立要件主义为原则，以对抗要件主义为例外；或者以对抗要件主义为原则，以成立要件主义为例外。[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从这一规定内容看出，我国现行法律在物权公示立法上所采取的是以成立要件主义为原则、以对抗要件主义为例外的折衷主义。国务院《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城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移转应进行登记，《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五条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亦应进行登记，这应看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所指：“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形。由于租赁权的物权性，基于租赁权而产生的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也自然具有物权性质。其次，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虽然不能直接对租赁物享有权利，但能直接对抗第三人，且承租人只要在同等条件下就能依自己的行为使权利发生变动，这明显区别于设立、变更或消灭必须由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来完成的债权。最后，明确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是一种物权，可以有效地防止出租人与第三人串通而以协议的形式任意更改法定优先购买权的规定，侵害承租人的权利。由于物权具有绝对排他性效力，如果不能从其外部察悉物权变动的征象，则会给第三人造成难认预测的损害，直接威胁交易安全。确立物权公示制度，通过公示使物权法律关系得以公开透明，当事人及第三人直接从外部就可以知悉物权的存在及其现状，这对维护物的占有秩序和交易安全具有重要意义。[3]反之，如果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不具有物权效力，其功能就会被削弱，优先购买权制度也会因此而形同虚设，显得毫无意义。
⒊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是一种附限制条件的形成权。所谓形成权，是指由法律赋予的权利人仅凭自己的单方行为即可使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权利。由于承租人一旦行使优先购买权，即可依法排除出租人将租赁物出卖给他人的可能，而在其与出租人之间形成买卖租赁物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是一种形成权。承租人仅凭自己的单方意思，即可与出租人形成以出租人与第三人同等条件为内容的买卖合同，无须出租人承诺。又由于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以同等条件为前提，因此，其又是一种附限制条件的形成权。
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是一种期待权。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并不是承租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享有的一种现实权利，在出租人出卖租赁物之前，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仅仅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只有在特定的法律事实出现，即当出租人出卖租赁物时，承租人才能实际行使优先购买权，使这项权利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4]因此，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发生于出租人转让租赁物所有权之时，在此之前，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只是一种期待权。
⒌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是一种专属权。由于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是根据法律规定而产生的，这种权利仅属于承租人本人，故不能转让和继承。但是，如果承租人承租租赁物是供家庭成员共同使用的，则承租人死亡时，承租人的家庭成员应视为享有优先购买权。[5]
二、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构成要件
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必须具备下列要件：
⒈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必须存在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由于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是由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而派生的一项民事权利，是在出租人租赁物上附加的一项合法负担，因此，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必须以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为前提条件。如果租赁合同不成立、无效或因履行期限届满而终止，则承租人不享有优先购买权。
⒉承租人只能在同等条件下行使优先购买权。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是按照等价有偿的原则，在同等条件下购买出租人的租赁物，而不是以优于第三人的购买条件购买租赁物，在非与第三人同等条件下，承租人不享有优先购买权。何为同等条件，我国审判实践中有两种不同观点：一是绝对同等说，认为承租人购买租赁物的条件应与第三人购买租赁物的条件完全一致。二是相对同等说，认为承租人购买租赁物的条件与第三人购买租赁物的条件大致相等，即为同等条件。笔者认为，如果当事人在租赁合同中没作特别约定，同等条件就是指同等价格。之所以如果主张，理由是：第一，把相同条件理解为同等价格，符合公平原则。因为出租人出卖租赁物，主要是从卖价上考虑的，而金钱是天生的平等派，将同等条件视为同等价格，符合公平原则。至于付款的时间、方式等，因均可归结到卖价上来，故其实质上仍是卖价问题。第二，将同等条件理解为同等价格，标准客观，易于操作，不会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对“条件”理解不同而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把同等条件理解为同等价格之后，有必要对价格进行界定，在司法实践中，同等条件的价格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般而言，出租人与承租人就租赁物买卖价格达不成协议时，出租人即不得在租赁合同有效期内再以低于或等于承租人所能接受的价格把租赁物卖给第三人，否则承租人可以同等条件为由主张优先购买权。如果出租人与承租人对买卖租赁物已达成协议，出租人或第三人即不得再以竞价来否定出租人与承租人达成的协议。
⒊承租人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行使优先购买权。所谓优先，主要是指时间上的优先。在条件同等时，只有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承租人放弃优先购买权后，出租人才能将租赁物卖给第三人。为了保障交易安全，促进正常财产流转，有效地保护租赁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各国法律均规定，承租人的这种优先购买权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行使。这一期限首先应限定在租赁合同有效期内，其次应限定在租赁合同有效期内的一定时期。如我国《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件》第十一条和《意见》第118条均规定，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应在接到通知后3个月内行使。如果承租人在接到通知后3个月内未作购买的意思表示，应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三、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与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冲突的平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第三款规定：“按份共有财产的每个共有人有权要求将自己的份额分出或者转让。但在出售时，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的权利。”[6]《意见》第92条规定：“共同共有财产分割后，一个或者数个原共有人出卖自己分得的财产时，如果出卖的财产与其他原共有人分得的财产属于一个整体或者配套使用，其他原共有人主张优先购买权的，应当予以支持。”[7]由此可见，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优先购买权。在司法实践 ，常常遇到共有人将其共有财产出租，由此而产生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与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发生冲突的问题。
如何平衡这两种权利的冲突，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笔者认为，法律作为利益分配的调节器，当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与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发生冲突，应坚持“两利相权取其重”的价值取向进行平衡，确定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优先于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8]理由是：第一，从法律效力上看，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是从共有权中派生出的一项权利，它是基于共有人对共有物的所有而对共有人所有权的一种法律保护。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是从租赁权中派生出的一项权利，它是基于承租人对租赁物的租赁而对承租人租赁权的一种法律保护。尽管目前各国法律对租赁权的保护已呈物权化趋势，但无论如何，租赁权毕竟还是只是基于合同而产生的一种债权。[9]按照民法的一般规则，对物权的保护应优先于对债权的保护。当物权与债权并存时，物权具有优先于债权的效力。因此，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应具有高于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效力。第二，从权利义务上看，共有人作为整个共有财产的所有人，其与共有财产的利害关系较之于承租人更为密切，其对共有财产的关注较之于承租人更为尽心，其对共有财产所负的维护义务和责任较之于承租人更为重大，因此，根据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较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应更为优先。第三，从立法目的上看，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是共有权中包含的权利，是为了保护共有人的财产而设立的。而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则是为了稳定租赁关系，使承租人不因租赁物产权的转移丧失租赁权而设立的。不过，设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这种目的可以通过“买卖不破租赁”的原则来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10]因此，即使承租人不享有优先购买权，其租赁权仍然能够得到保护。但如果共有人不享有优先购买权，则难以获得其他规则的保护。第四，从情理上看，共有大多是基于某种特定人身关系的共有，共有人之间大多有某种血缘或亲属关系，而作为租赁法律关系主体的出租人和承租人则一般不具有血缘或亲属关系。因此，一方共有人处分其共有财产时往往会首先考虑和照顾其他共有人的利益，由此而明确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优先于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也是符合情理和能令人接受的。
四、对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法律保护
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受到侵害时应如何保护，我国法律未作明确规定，只是在《意见》第118条中规定，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未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可以请求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11]也就是说，对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法律保护，只能是由承租人请求人民法院宣告出租人与第三人买卖租赁物的合同无效，然后再由承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出租人将租赁物以同等条件卖给自己。
笔者认为，仅以承租人请求人民法院宣告出租人与第三人关于买卖租赁物的合同无效作为对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保护是不够的。对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保护，除了规定承租人的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宣告出租人与第三人关于租赁物买卖合同无效外，还应明确规定出租人有直接请求人民法院确认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形成以同等条件为内容的买卖关系的请求权。理由是：第一，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是一种附条件的形成权，根据形成权的法律特征，只要条件相同，承租人的单方意思表示就能使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形成以出租人与第三人的同等条件为内容的合同。第二，明确规定承租人有直接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与出租人之间买卖关系的请求权，可以减少当事人的讼累，符合“两便”原则，有利于彻底保护承租人的合法权益。如果规定承租人只能先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出租人与第三人的买卖租赁物的合同无效，然后再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其与出租人之间的买卖关系，不仅耗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而且极易出现出租人以种种理由使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无法得到实现的问题。如出租人往往会以租赁物不出卖为由，或以承租人期届满后再出卖为由来对抗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此时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再也无法实现，由此导致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形同虚设，不能发挥应有的功能。
基于上述理由，故笔者主张，必须规定承租人在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出租人与第三人买卖租赁物的合同无效的同时，有权直接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与出租人之间形成的以出租人与第三人的同等条件为内容的买卖租赁物合同，以便最大限度地保护承租人的合法权益。

[1]王利明著：《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69页
[2]马原著：《中国民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256页
[3]马原著：《中国民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255页
[4]马原著：《中国民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第205页
[5]马原著：《中国民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第207页
[6]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第三款
[7]参见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2条
[8]王家福著：《民法基本知识》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165页
[9]马原著：《中国民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248页
[10]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九条
[11]参见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8条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内容提要】高检院检察理论研究所课题组在各地试点基础上，制订了认罪轻案办理程序的实验方案与实施细则，试图对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处理机制进行全面规范。《认罪轻案办理程序实施细则》草案已于近日推出，广泛征求各地检察机关意见再作进一步修改后，将交付实验单位实施。试点检察机关应结合实际，进一步细化和深化，要加强内部制约，保证办案质量。加强与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的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共同探索提高效率、保证办案质量和效果的有效途径，从总体上提升认罪轻案的诉讼效率。
【关 键 词】认罪轻案 办理程序 试点实施
为解决刑事案件数量不断增加和司法资源相对稀缺的矛盾，司法机关应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立足于通过刑事案件的繁简分流，实现程序的适当简化以求在确保公正前提下提高诉讼效率。笔者在如何完善认罪案件办理机制谈些浅见，以求教于同仁。
一、对认罪案件的概念解析：定义、种类、阶段、要件、意义
从程序法的视角分析，认罪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对被指控的基本或主要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并自愿认罪的刑事公诉案件，认罪案件的核心是对“认罪”的释义。认罪从本质上是一种有罪供述或是有罪答辩，从实质上可以分为完全认罪和不完全认罪。完全认罪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对被指控的一罪或数罪的罪名及涉案的犯罪情节均无异议，不完全认罪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对被指控的一罪或数罪的罪名及涉案的犯罪情节不完全承认，具体又可以分为排除对被指控的数罪中部分罪名的认罪，排除对被指控的多起犯罪事实中部分犯罪事实的认罪，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但否认罪名的认罪，承认被指控的数罪中部分罪名的指控但排除其罪名所涉案的部分犯罪事实的认罪。从形式上看可以分为明示认罪和默示认罪，明示认罪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以言词或书面形式明确而直接地承认被指控的基本或主要犯罪事实，默示认罪则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通过言词或书面形式之外的其他形式如同意适用简易程序或请求从宽处理等方式间接认罪。狭义上的认罪案件仅处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庭前阶段和庭审阶段，但笔者认为从贯彻宽严相济政策的司法政策的意义上和自首坦白案件的快速和从轻处理机制的司法实践上对认罪案件宜作扩大解释，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自首坦白等有罪供述也应视为认罪案件。
综上，广义上的认罪案件存在于侦、捕、诉、审整个诉讼过程，但以起诉后的被告人认罪案件为主。认罪主体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审查和办理主体包括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认罪案件的实质要件一是自愿而非被胁迫、欺骗或引诱。自愿是构成认罪的前提，指被告人认识到自己行为已触犯《刑法》并将依法受到刑事追究，真实承认自己实施的犯罪并愿意接受因此而导致的不利的法律后果。二是承认的是基本或主要的犯罪事实。即对被告人所实施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并符合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某一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和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而仅对不影响犯罪构成的次要犯罪情节和事实的承认不构成认罪。对数罪中的一罪的罪名及主要或基本的犯罪事实作有罪供述的而否定其他罪名的，对这一罪的有罪供述也是认罪案件。形式要件一是证据展示是认罪案件的前置程序。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必须建立在证据展示的基础上，排除一切诱供和刑事逼供，仅有被告人供述而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作为认罪案件。二是认罪案件一般须有律师在场，提供法律帮助，认罪案件还要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认罪案件必须是自愿的、真实和明确的，而对于处于弱势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来说，摆脱外在压力而自主作出认罪的主观判断是困难的，需要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也需要检察机关全程介入，通过实施有力的法律监督来保证其自由行使个人权利。认罪案件具有程序法上的重要意义，各国对其多采用非正式审判程序以实现简易快速的处理，构建科学而合理的认罪案件办理机制对于保障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认罪案件办理机制：在侦、捕、诉、审各个刑事诉讼阶段对认罪案件适用特殊办理程序，体现速决化、简易化和轻缓化
认罪案件办理机制是指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承认侦控方指控后、侦查、批捕、起诉和审判机关对其认罪案件采取的各种不同的处理措施、程序和相关制度的总称。实践中有两种认罪案件处理机制，一种是重罪案件处理机制，对重罪认罪案件可以适用从宽的刑事政策，但因其犯罪性质和情节的恶劣性，从宽的余地并不大，而且决定部门主要在审判机关，此课题并不是本文研究的范畴。本文关注的是认罪轻案办理机制或严格是说是认罪轻案办理程序，适用认罪轻案办理程序的刑事案件，要同时符合三个条件：一是事实清楚，主要证据确实充分；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三是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认罪轻案办理程序纵跨侦、捕、诉、审四个诉讼阶段，关涉侦查机关（部门）、批捕部门、公诉部门和审判机关四个司法单元，“两高两部”曾协商会签过《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等多个联合文件作为认罪轻案的办理准则。最高检《认罪轻案办理程序实施细则》草案规定了试点单位的处理机制：认罪轻案将严格控制办案期限，侦查机关应当在15日内侦查终结并移送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均应当在10日内审结；对认罪轻案，询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尽量减少询问笔录制作的次数。从第二次开始，主要核对原有笔录，对重复内容不再记录。同时，询问被害人、证人及其他证据的收集也应当尽量简化；对认罪轻案的犯罪嫌疑人，一般不宜适用拘留或者逮捕的强制措施。人民检察院认为必须提起公诉的案件，应当在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证据开示，同时告知犯罪嫌疑人被指控罪名以及量刑建议的幅度，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的意见，意见一致的，由承办人制作认罪答辩笔录；人民法院对认罪轻案的审理，参照简易程序的有关规定进行，认罪答辩笔录经核实确认无误的，应当当庭宣判。《认罪轻案办理程序实施细则》草案广泛征求各地检察机关意见再作进一步修改，同时与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等外部单位协调后并出台实验方案配套措施后将交付实验单位实施。
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以立法形式确立了刑事简易程序，2003年3月两高一部联合发布了以及，2006年12月最高检又通过了。2008最高检为全面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提高诉讼效率，保障人权，实现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根据上述有关规定，由检察理论研究所课题组在各地试点基础上，制订了认罪轻案办理程序的实验方案与实施细则，试图对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处理机制进行全面规范，即《认罪轻案办理程序实施细则》草案。草案体现了认罪案件办理机制的规律和趋势：一是速决化。为了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减少诉讼成本，对认罪轻案案件适用刑事速决程序成为当今刑事诉讼制度建构中的一种发展趋势。各国多是根据各类不同案件的不同特征，采用多种类型、多种模式、不同层次的快速审理，对一些情节简单、事实清楚，被告人自愿放弃程序性保障的案件，在正式进入法庭审判前就采用不同的简便、快捷方式审理分流，使多数轻微刑案无需通过法院正式审判即可获得解决。我国的速决程序更多地体现在诉讼时限的缩短，法律文书的简化，办案流程的加速，随着改革实践经验的积累，可以扩大速决程序的空间，如加大相对不起诉的运用，适用和解不起诉和暂缓起诉等非审判程序，在检察环节处理大部分轻案。二是简易化。简易化的前提是繁简分流，目前主要适用于轻案，在一定条件下，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对被告人认罪的轻微刑事案件简化审理程序，不再按照普通的诉讼程序进行审理。适用的条件：（1）被告人对指控的罪名和基本证据没有异议；（2）经被告人和其辩护人同意；（3）检察机关书面建议后，法院同意；（4）非盲人、聋哑人犯罪案件；（5）非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简化审理的内容主要是在法庭审理中，除关键证据外，控辩双方对无异议的证据不再逐一示证、质证，只概括说明证据的名称及证明内容；发表控辩意见时，可以省略论证部分，直接提出定罪量刑的意见，只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三是轻缓化。检察机关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对认罪轻案从宽处理，举行证据开示和权利告知，实行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同时在审判时向法官列明其犯罪情节和认罪态度，向法官提出作为酌定情节从轻处理量刑建议。
三、认罪轻案办理程序：应在试点实践中不断完善
世界主要国家均以法定刑的轻重为标准将犯罪分为重罪和轻罪，在处理上实现繁简分流，以此作为设立和采取不同诉讼程序和刑事政策的基础。最高检认罪轻案办理程序中也是以法定刑为标准，将法定刑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作为轻罪，在繁简分流的基础上尝试建立轻罪案件的快速审查和办理机制。要实现该程序设计目的，只有实现侦查、批捕、起诉、审判等诉讼环节的全程提速，才能从效率角度保证轻罪案件得到公正高效的处理。对于检察机关而言，就是要立足于自侦、批捕和起诉等办案环节，在试点实践中逐步建立和完善一套完整的认罪轻案快速审查和办理机制。具体工作措施和配套制度是：1、对内部资源实现有效整合。成立内勤组，承办原来由案件承办人完成的带有共性的事务性工作。内勤组统一办理法律手续并负责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诉讼权利，统一负责接待律师、办理会见手续，统一向法院送达卷宗，为承办人减轻负担，提高办案效率实行繁简分流。成立专案组，形成分类办案模式。成立认罪轻案专业化办案组，主要办理轻微刑事案件，而由主诉检察官办案组主要办理需要出庭公诉的重罪和复杂疑难案件。2、实现捕诉联动，资源共享。充分利用超蓝公司开发的检察业务管理系统，实现捕诉一体化。主管检察长兼管起诉和批捕部门，侦查监督部门每受理一起案件，承办人根据案件情况依法作出决定后，都要通过信息平台将案件送交主管检察长审查，审查后再输入检察业务管理系统，实现批捕信息与起诉部门共享。同时，承办人要对该案是否为轻刑案件作出判断，并在公诉部门的内勤组进行备案，经过备案的轻刑案件，一待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直接分派至认罪轻案办案组审查办理。3、制定配套制度，实现在公正前提下的效率。制定“必问制度”，即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将是否认罪及是否同意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作为一个“必问问题”，同时向其阐明适用该程序的法律后果，一方面尽可能扩大该程序的适用范围，同时有力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完善“无逮捕必要”审查制。这项制度就是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刑罚的轻微刑事案件慎用逮捕权，加大对“无逮捕必要”的合理适用范围，对没有逮捕必要或可捕可不捕的案件，坚决不予批准逮捕。简化文书制作。对案件事实清楚、犯罪嫌疑人供述与侦查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的案件，简化制作法律文书，即在案件审结报告中仅重点阐述认定意见及理由，同时简单列明证据的出处及所能证明的案件事实，不再详细抄录证据内容。坚持案后整理分析制度。对认罪轻案办案情况专门记录整理，供专门办案人员有所借鉴，提高办理同类案件的质量。4、严格考核，强化监督，保证质量。建立认罪案件办案流程、质量标准、考评标准和考评办法，成立考评组织，完善考试奖惩机制。量化绩效考核，在法律规定的办案期限内鼓励干警加快办案节奏，表现优秀者可相应加分。将每案检查与定期抽查相结合，形成动态考核机制。认罪轻案办案组的办案数量、办案时限、开庭判决等综合情况均反映在各部门的月报中，部门负责人、分管检察长可即时掌握个案情况，院督导组定期抽样检查。建立严格的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规定对拟撤销案件或作不起诉处理的案件，必经部门讨论后提交检察委员会研究决定，并由检察委员会进行程序监督，由控申、监察部门对拟撤销案件或不起诉处理案件当事人进行调查回访，以监督检查案件效果和办案纪律，落实好对认罪轻案办案情况的跟踪监督。
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同样面临着办案任务重、案多人少的压力，检察机关应当加强与他们的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共同探索提高效率、保证办案质量和效果的有效途径，这样才能从总体上提升认罪轻案的诉讼效率。具体措施是：1、检察机关应当向侦查和审判机关宣传《认罪轻案办理程序实施细则》，取得对方理解与配合。公检法三方通过召开联席会、研讨会等形式，对简化程序、快速办理认罪轻案达成共识，在地方党委、政法委的统一协调下，就如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快速办理认罪轻案出台统一规定，共同遵照执行，推动轻刑案件快速办理工作机制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并在司法实践中积极采取措施，确保三机关不同工作机制之间的有效衔接。2、建立认罪轻案案件办理的外部联动机制。移送案件时，检察机关督促公安机关每天移送，认罪轻案专门移送，并将认为可以适用快速办理机制的案件予以注明，督促侦查机关在尽可能短的时限内将之移送批捕和起诉。同时，检察机关建议法院对认罪轻案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简化审，建议审判机关对轻案尽快审理和从轻判决。3、加强对认罪轻案办理环节的检察监督。效率不能以牺牲公正为前提，检察机关在注重提高办案效率的同时要强化法律监督，对内要加强制约，防止单纯追求办案效率而志违反《认罪轻案办理程序实施细则》；对外要加强检察监督，防止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人员利用办理认罪轻案的职务便利从事贪污受贿和渎职侵权等违法犯罪行为。要切实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强化对认罪轻案办理过程的监督管理。要列举形式明确对故意杀人、放火、强奸以及疑难复杂、对犯罪事实尚有较大争议等类案件排除适用认罪轻案办理机制，在快速办理轻刑案件过程中，承办人一旦发现有不符合快速办理条件的情况，应及时报告部门负责人，将案件转为按普通审查程序办理。要坚持快有度、简有节。加快审查节奏，但坚决不放松办案质量；；简化审查程序，但坚决不忽略法律援助等特殊检察项目的落实，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对在侦查和审判环节发现的重罪轻办，违法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和简易程序的，检察机关要提出检察意见和检察建议，对涉嫌构成职务犯罪的要进行初查和立案侦查，追究其刑事责任。4、检察机关对自己办理的认罪轻案要主动接受外部监督。检察机关要树立监督者也要接受监督的现代理念，对检察环节办理的认罪轻案案件主动接受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侦查机关对检察机关办理的认罪轻案案件可以依法启动复议复核程序，审判机关可以用定罪权和量刑权对检察机关加以制约，律师可能在证据开示证据中就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检察机关侵犯为由提出申诉，被告人、被害人等诉讼当事人也可以针对检察机关办理的认罪轻案案件提出申诉要求。检察机关要通过外界监督来不断改进自身工作，不断完善认罪轻案办理机制。

参考文献：
1、王秋宁 徐光岩《和谐社会语境下的检察环节轻罪处理机制构想》见张智辉主编《中国检察—强化法律监督 促进社会和谐》（第15卷）第280页－286页
2、《认罪轻案办理程序有望近日出台 严格控制办案期限》见经济信息网2008-06-26
http://www.cei.gov.cn/loadpage.aspx?
3、《轻罪案件快速办理－16位检察长各说心得》见《检察日报》2007－3－23
4、宋冰：《程序、正义与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1－432
5、余叔通、谢朝华编译：《外国刑事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人民检察院赵福杰 赵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