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面施工人未尽提示义务，发生交通事故应承担赔偿责任
冯明超


【裁判摘要】虽然摩托车与收割机均已避开了施工路段(路坑)转入左侧相邻车道正常行驶,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是驾驶员在超车过程中，收割机转向横拉杆与右后轮转向节臂连接部位脱开，致两车相撞而造成。但彭州市养路段作为路面维修工程的施工人，根据相关规定应在其施工路段设置警示标志，尽到其提示来往车辆在经过施工路段时放慢车速及注意避让障碍物的义务，以避免事故的发生。由于彭州市养路段未在施工路段设置警示标志，其行为有过错,使摩托驾驶员杨波在途经施工路段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导致杨波在超车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因此彭州市养路段作为施工人应当对其过错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一定的责任。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7）成民终字第3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波，男，1975年6月27日出生，汉族，务农，住四川省彭州市军乐镇川桥村4组。
委托代理人冯明超，四川法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华，男，1949年4月12日出生，汉族，务农，住四川省彭州市丽春镇庆桂路131号。
委托代理人冯明超，四川法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朝芳，女，1952年6月9日出生，汉族，务农，住四川省彭州市军乐镇川桥村4组。
委托代理人冯明超，四川法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旭，男，1975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州市军乐镇川桥村4组。
法定代理人杨波，男，1975年6月27日出生，汉族，务农，住四川省彭州市军乐镇川桥村4组。
委托代理人冯明超，四川法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伯虎，男1967年1月13日出生，汉族，务农，住四川省棉竹市清道镇石墙村1组。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天金，男1971年6月23日出生，汉族，务农，住四川省棉竹市清道镇石墙村1组。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州市正通道桥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彭州市天府中路交通局一楼。
法定代表人张化龙，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州市养路段。住所地彭州市致和镇护国村。
法定代表人左明海，段长。
上诉人杨波、杨国华、黄朝芳、杨旭因与被上诉人黄伯虎、张天金、彭州市正通道桥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正通道桥公司）、彭州市养路段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2006）彭州民初字第1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05年9月11日5时20分，黄伯虎驾驶川NU600006大型自走式联合收割机搭乘张天金从什邡市沿彭什公路往彭州市方向行驶，至银定村九组路段时，因车行方向右侧路面正在养护施工，黄伯虎驾驶自走式联合收割机转向左侧相邻中心线车道向前行驶，当自走式联合收割机转入左侧相邻车道正常行驶后，杨波驾驶川AVP023摩托车搭乘其妻李雪梅从后面同向行至此处，杨波见黄伯虎驾驶的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的速度不快，便准备超车，在杨波超车过程中，因自走式联合收割机转向横拉杆与右后轮转向节臂连接部位脱开，致两车相撞，黄伯虎、张天金、杨波、李雪梅受伤，李雪梅经抢救无效死亡。2005年11月30日，杨波的伤残、护理依赖程度经成都清源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一级伤残、需要完全护理依赖。该交通事故经彭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调查，本次事故黄伯虎驾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之规定，黄伯虎的违法行为是本次事故的唯一过错，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另查明，1、黄伯虎是张天金雇佣的驾驶员，是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发生的该交通事故；2、杨波系杨国华、黄朝芳之子、杨旭之父；3、杨波在四川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32天，开支医疗费用53416.35元；4、张天金支付杨波的医疗费等20250元；5、杨波等人共开支交通费173元，开支车辆施救、修车、拖车、停车费共计1055元；6、正通道桥公司是事故路段的管理者、经营者，2005年7月12日，彭州市正通道桥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将双彭什公路路面维修工程发包给彭州市养路段；7、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事故路段路面的维修工程正在由彭州市养路段施工；事故路段未设立明显的警示标志；8、黄伯虎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现正在监狱服刑。9、杨波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公司四川分公司购买了意外伤害险，该案交通事故发生后，杨波开支的医疗费用已在该保险公司理赔。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庭相一致的陈述，户口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医疗费发票，出院病情证明，交通费发票，事故车辆施救、修车、拖车、停车费发票，成都清源司法鉴定中心伤残、护理依赖鉴定书，彭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调查黄伯虎、张天金以及杨波的询问笔录，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汉彭什公路维修合同协议书，通知，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鉴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06）彭州刑初字第59号刑事判决书，收费许可证申请表，四川省交通厅文件，证人张XX、唐XX、张XX的证言在卷为证。
原审判决认为，本案事故的发生是否属于“多因一果”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还是“一因一果”的侵权？法院认为，“多因一果”行为是指数个行为人无共同过错但其行为间接结合导致同一损害结果的发生。正通道桥公司作为事故路段的管理者、经营者，在发现汉彭什公路路面需要维修时，将汉彭什公路路面维修工程发包给彭州市养路段，其发包行为是合法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其责任主体应为“施工人”，而不是道路的管理者，杨波等人也无证据证明正通道桥公司有疏于管理的过错，故正通道桥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彭州市养路段按照汉彭什公路维修合同协议书的约定在事故路段施工，其施工行为是基于合同的约定，是事故路段路面维修工程的施工人，彭州市养路段作为施工人在施工过程中虽然没有在施工路段设立警示标志，但黄伯虎驾驶的川NJ0600006自走式联合收割机与杨波驾驶的川AVP023摩托车均已避开了施工路段转入左侧相邻车道正常行驶，事故的发生是杨波在超车过程中，因黄伯虎驾驶的自走式联合收割机转向横拉杆与右后轮转向节臂连接部位脱开造成的，与施工路段是否设立警示标志没有因果关系，故彭州市养路段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系黄伯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造成的，属于“一因一果”行为引起的侵权纠纷，彭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对本次事故的责任认定，既黄伯虎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法院予以采纳。黄伯虎的违法行为导致杨波为一级伤残，应由黄伯虎承担赔偿责任。由于黄伯虎是张天金雇佣的驾驶员，是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张天金作为事故车辆的所有人，其雇佣的驾驶员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张天金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由于黄伯虎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存在重大过失，应与张天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于杨波等四人主张的各项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张天金应赔偿杨波等四人因杨波受伤致残而产生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合理费用。杨波要求的残疾赔偿金51606元、医疗费53416.35元、交通费173元，伙食补助费320元、事故车辆施救、修车、拖车、停车费共计1055元、伤残鉴定费500元，予以支持；杨旭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为2274.20元/年×10年×1/2=11371元；杨波住院期间的误工费按照每天11.16元计算至评残的前一天，计80天，其费用为892.80元；杨波住院期间的护理费按每天2人护理，每人每天30元计算应为1920元；杨波要求评残后的护理费281260元的诉讼请求，其计算标准有误，应予纠正。其费用应为：30元/天×20.92天/月×12月×20年=150624元；杨波要求评残后的营养费392375元的诉讼请求，因杨波未提供医疗机构相关意见，故对杨波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杨波要求赔偿餐费150元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杨国华、黄朝芳要求赔偿其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诉讼请求，因杨国华、黄朝芳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丧失劳动能力，故不予支持；杨波要求轮椅费以及继续治疗费的诉讼请求，因杨波未提供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也未提供继续治疗费用的数额，杨波可待这些费用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杨国华、黄朝芳、杨旭要求的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关于在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因黄件虎犯交通肇事罪，已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故杨波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张天金已垫付的医陪费20250元应在应赔偿的款项上扣除。黄伯虎、张天金、正通道桥公司、彭州市养路段辩称杨波的医陪费用在保险公司理赔，不能重复计算，原审法院认为，杨波购买的意外伤害除属于人身保险，其受益人并非为黄伯虎、张天金、正通道桥公司、彭州市养路段，杨波虽然在保险公司理赔，并不能免除对杨波的赔偿责任。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因交通事故导致杨波受伤致残给杨波、杨国华、黄朝芳、杨旭造成的各种损失为：医疗费53416.35元、交通费173元、杨波住院期间的误工费892.80元、护理费1920元、营养费32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20元、残疾赔偿金51606元、事故车辆施救费、修车、拖车、停车费1055元、伤残鉴定费500元、李波评残后的护理费150624元以及被抚养人杨旭的生活补助费11371元，共计272198.15元，由张天金赔偿，扣除黄伯虎已支付的医疗费20250元，实际由张天金赔偿251948.15元，此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付清，由黄伯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驳回杨波、杨国华、黄朝芳、杨旭对正通道桥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杨波、杨国华、黄朝芳、杨旭对彭州市养路段的诉讼请求；四、驳回杨波、杨国华、黄朝芳、杨旭的其他诉论请求。案件受理费7333元，其他诉讼费3666元，合计10999元，由杨波四人负担500元，张天金负担10499元（张天金应负担的10499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交付法院）。
宣判后，原审原告杨波、杨国华、黄朝芳、杨旭不服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为：1、一审法院按20.92天计算杨波评残后的护理费150624元是错误的、应按每月30天来计算。2、李国华、黄朝芳年迈多病，无劳动能力，又无经济来源，应判决支付杨国华、黄朝芳被扶养人生活费。3、一审法院以正通道桥公司不是施工人，认定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错误。正通道桥公司是施工路段的经营者、管理者，正通道桥公司在长达2个月之久的维护时间内，未采取封闭施工，未设立警示标志，有重大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4、一审认定彭州市养路段作为施工方在施工过程中虽然没有在施工路段设立警示标志，但黄伯虎驾驶的收割机与杨波驾驶的摩托车均已避开了施工路段转入左侧相邻车道正常行驶缺乏证据支持。相关证据证明收割机与摩托车并没有避开施工路段已进入相邻车道正常行驶，而是为了避让路坑，摩托车左转发生了碰撞。5、本案属于“多因一果”的“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由于正通道桥公司和彭州市养路段在来车方向没有设置警示标志、锥形筒和安全防护措施，杨波在发现有路坑时，才仓促左转与收割机发生碰撞，虽然两个行为有先后之分，但属于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应负连带责任。
被上诉人黄伯虎二审答辩称，黄伯虎有过错，但彭州市养路段未设立警示标志，也有责任，应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张天金二审答辩称，对一审确认的赔偿金额无意见，但彭州市养路段、正通道桥公司的也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正通道桥公司的二审答辩称，原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彭州市养路段二审答辩称，原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审理中，上诉人提交了一份其委托代理人对肖纪周所作的调查笔录，证明交通事故段在事发当天之前正在修路，整个路段未设置警示标志、没有封闭施工。收割机和摩托车没有避开施工路段，不是在相邻车道正常行驶过程中发生两车相撞而引发的交通事故。经质证，被上诉人张天金、黄伯虎无异议，被上诉人正通道桥公司、彭州市养路段认为不属新证据，不予质证。本院认为，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调查笔录，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且证人未出庭作证，故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与原审判判决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正通道桥公司作为汉彭什公路的经营者、管理者，其将汉彭什公路的路面维修工程发包给彭州市养路段进行维修的行为是合法的。彭州市养路段作为路面维修工程的施工人，根据相关规定，应在其施工路段设置警示标志，尽到其提示来往车辆在经过施工路段时放慢车速及注意避让障碍物的义务，以避免事故的发生。而本案的事实是黄件虎驾驶的收割机与杨波驾驶的摩托车在施工路段发生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时，彭州市养路段施工的路段无警示标志，即彭州市养路段未尽到提示的义务，其行为是有过错的。虽然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是杨波在超车过程中，黄伯虎驾驶的收割机转向横拉杆与右后轮转向节臂连接部位脱开，致两车相撞而造成，但由于彭州市养路段未在施工路段设置警示标志的过错行为，使杨波在途经施工路段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对于杨波在超车过程中发生的事故，彭州市养路段作为旆工人应当对其过错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一定的责任。对于上诉人提出发生交通事故是因杨波发现右面道路施工突然转至左边道路以及避让路坑而引起的主张，因杨波的主张与其在彭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所作的陈述不一致，故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由于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黄伯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造成，黄伯虎应承担主要责任，彭州市养路段承担次要责任，正通道桥公司作为施工路段的管理人对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故不应承担责任。由于本案不属于共同侵权，故彭州市养路段、黄伯虎应在各自承担的责任范围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根据本案相关事实，由彭州市养路段承担30%的责任，黄伯虎承担70%的责任，因黄伯虎是张天金雇佣的驾驶员，该交通事故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产生的，故应由张天金承担赔偿责任，黄伯虎在这次交通事故存在重大过失，故应与张天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于杨波等四人主张的赔偿费用，因各方当事人对一审确认的医疗费53416.35元，交通费173元、杨波住院期间的误工费892.80元、护理费1920元、营养费32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20元、残疾赔偿金51606元、事故车辆施救、修车、拖车、停车费1055元、伤残鉴定费500元以及被抚养人杨旭的生活补助费11371元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杨波评残后的护理费计算问题，根据国务院在2000年3月17日发布并实施的《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时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国务院令第270号）中的明确规定，即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天数应为20.92天，故一审判决杨波评残后每月护理费天数按20.92天计算是正确的。对于杨国华、黄朝芳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本案中，杨国华、黄朝芳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已丧失劳动能力，因此，原审对杨国华、黄朝芳要求给付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根据上述确认的赔偿金额，按照承担责任的比例，由彭州市养路段支付杨波等四人赔偿费用81659.45元（272198.15×30%=81659045元）；由张天金支付杨波等四人赔偿费用170288.71元（272198.15元×70%-20250元=170288.71元），黄伯虎对该赔偿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2006）彭州民初字第13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四项，即：驳回杨波、杨国华、黄朝芳、杨旭对彭州市正通道桥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驳回杨波、杨国华、黄朝芳、杨旭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撤销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2006）彭州民初字第13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即：因交通事故导致杨波受伤致残给杨波、杨国华、黄朝芳、杨旭造成的各项损失为：医疗费53416.35元、交通费173元、杨波住院期间的误工费320元、残疾赔偿金51606元、事故车辆施救费、修车、拖车、停车费1055元、伤残鉴定费500元、杨波评残后的护理费150624元以及被抚养人杨旭的生活补助费11371元，共计272198.15元，由张天金赔偿，扣除黄伯虎已支付的医疗费20250元，实际由张天金赔偿251948.15元，此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付清，由黄伯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驳回杨波、杨国华、黄朝芳、杨旭对彭州市养路段的诉讼请求。
三、彭州市养路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杨波、杨国华、黄朝芳、杨旭各项赔偿费用81659.45元。
四、张天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杨波、杨国华、黄朝芳、杨旭各项赔偿费用170288.71元，黄伯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审案件受理费准予杨波、杨国华、黄朝芳、杨旭免交。一审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的负担方式按原审判决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法院为何确认“村官越权发包土地”有法可依？

（中企国盛律师事务所 王政 律师）

集体土地的承包权和使用权在目前是广大农民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口粮田是农民的保命田，责任田则是农民改善生活的基本手段。历史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土地问题是事关社会变革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性问题，历史上英明的统治者从来就不敢轻视。目前，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除了受到“政府征地”、“利益集团圈地”等因素的威胁、侵害或影响外，乡村干部越权处置集体土地也是侵害农民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对乡村干部越权处置集体土地、侵害农民土地承包权和使用权的违法行为却在不同地区得到司法机关的“保驾护航”。
本所律师近期在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代理了一起“村官越权发包土地”、侵害农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案件。此案件还曾引起过受害农民群众的集体上访，可以说在当地颇有一定影响。然而，对如此关乎民生、关乎社会稳定的地方“大案”，垦利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又是如何断案的呢？下面我们不妨把本案的基本案情向大家介绍一下，以期引起广大公众和社会同仁们的关注。

案情简介
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位于美丽富饶的黄河三角洲上，这里是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也是国家唯一生产土地的地方，黄河水携带的泥沙每年都要让黄河入海口的海岸线向海中推进几公里，时间久了就会产生出大批的良田。我们案件中所涉及的属于垦利县垦利镇高盖村集体所有的850亩孤岛耕地就是这样形成的。这些耕地形成初期一直由高盖村村民集体进行耕种，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曾一度疏于管理。约在1991年，高盖村的村官就开始背着广大村民以每亩不足人民币五元的价格对外发包上述土地。约在2001年，该村村民委员会通过诉讼形式解除了与该土地原承包户的合同，该土地的使用权又重新回到高盖村全体村民。然而，对上述土地所发生的一切变故，都是由个别村官在一手操纵着，广大村民并不知情。
上述850亩集体土地使用权被收回后，高盖村的村官高某（时任该村“村民委员会主任”）却又背着广大村民在未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未成立土地承包工作小组、未向村民公布承包经营方案的情况下，将上述已收回的850亩耕地以该村村民委员会名义（当时高盖村村民委员会委员共有三人，除村主任高某外，一名委员对此事不知情，另一名委员对合同具体内容不知情，）以每亩不足人民币20元的价格出租给薛某（承租时非高盖村村民），租期为12年（自2002年3月18日至2014年3月18日）。薛某承租土地后自己并没有进行耕种，而一直是通过对外转包的方式来进行渔利（自2007年始，上述耕地对外发包市场价每亩已经达到530元以上）。
对上述850亩耕地一直由他人耕种的事实，高盖村多数村民不知情。2007年，部分村民开始要求村官对上述土地组织发包和耕种，高某遂拿出上述土地已出租给薛某等人的《土地租赁合同》。高盖村村民了解到事情真相后，就高某非法出租集体土地之事便开始集体上访，要求政府部门出面予以解决。有关政府领导也曾组织人员对此事进行过协调，但是无法使双方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最后，高盖村村民不得不拿起法律的武器授权村民委员会以“高某和薛某恶意串通，违反民主议定程序，签订损害集体利益、违反国家法律的无效合同”为由将高某和薛某告上法庭。
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依法受理了此案，并迅速组成合议庭来审理此案。庭审时，被告高某和薛某拿不出就土地出租之事召开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的证据，高某提供的《土地租赁合同》复印件中仅提到“经村民委员会同意”的字样，且高某当庭承认就土地出租之事没有召开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薛某的代理人及其提供证人当庭承认就承租土地自己并没有进行耕种而是对外进行转包的事实（理由是“合同中约定了可以对外转包”）。高某和薛某的代理律师认为：高某以村民委员会名义对外出租或发包土地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上述土地的出租或发包价格为每亩20元（前五年半实际为10元），比1991年以前村官决定的每亩5元的发包价格要高，故不存在恶意串通和损害集体利益的问题；关于是否举行民主议定程序的证据应当由原告高盖村村民委员会承担。
原告高盖村村民委员会认为：对土地出租或发包等涉及广大村民集体利益的重要事项，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新生效的《物权法》等相关法律都有明确规定，即对土地出租或发包等涉及广大村民集体利益的重要事项，必须通过民主议定的方式解决，即必须由村民委员会提交村民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必须成立承包工作小组，必须公开承包或经营方案，由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后，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被告高某在未取得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就以原告名义私自对外出租或发包集体土地的行为已构成无权处分，高某在未取得其他村民委员会委员书面授权的情形下就以村民委员会名义行使权利的行为则构成无权代理，属于典型的权力滥用行为。
垦利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一审的判决结论是：原告高盖村村民委员会与被告之一薛某签订的关于原告村所属的850亩孤岛地的《土地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采信。因为被告人之一高某在签订合同时担任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其在合同书上签字是履行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原告承担。审判人员并且认为“该合同是否通过民主议定程序签署的举证责任应由原告承担，原告广大村民签字对上述合同不知情的当事人陈述证据不具有证明力”。对原告要求确认上述《土地租赁合同》为无效合同并请求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代理律师及原告方广大村民对此判决表示甚为不解。如此公然违反国家基本法律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怎么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人民法院确认合法有效了呢？

法律评析
本案件看似简单，但因涉及我国的司法制度、国家土地制度、村民自治管理制度及诸多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矛盾等方面问题，实则异常复杂。看似不合理甚至违法的事情为什么又因受到司法的保护而堂而皇之地“合法化”呢？其间的利益主体及当事人各方到底孰是孰非？又有多少问题值得我们去深思？下面我们不妨就此中所涉及的几个法律问题略做一下评析。
首先，就司法制度而言，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属于以成文法或法典法为表现形式的大陆法系，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发布了一系列规范性法律文件，而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能否在现实中得到遵守或实施呢？那就主要看执法者如何来执法了。在我国的司法审判中，对相同或相似的案件，有着不同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处理结果早已不是什么新鲜怪事，任何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都是在权力、金钱、人情等法外因素和法律的具体条文规定、案件事实本身等法内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是社会不同的利益主体进行力量博弈或较量的结果。在这种力量的博弈或较量过程中，有时法外因素大大超越了法内因素，这恐怕就是在中国人心目中老存在“权”与“法”孰大孰小之争、“法治”和“人治”孰优孰劣之争的根本缘由吧。而且，我们的司法裁判文书都是以“法院”的名义作出的，不是以“法官”的名义作出的。即使裁判错了，也难以找到当事人因错误裁判所导致损害的责任承担者。裁判文书中完全不需要论证清楚裁判的法律依据、事实依据和证据采用与否的逻辑原由，有时只需一个“本院认为”或者“依法判决如下”就足够了，至于为什么如此裁判的具体原由可完全不去顾及它。具体到本案而言，垦利县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只是认定“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至于为什么“意思表示真实”，为什么“符合法律规定”，符合“什么样的法律规定”则完全不用去理会。如此的裁判文书怎么能让人信服呢？
其次，就土地制度而言，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都规定：在我国，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土地的所有权不存在国家或集体所有之外的第三种表现形式。以农村集体土地为例，对农村集体土地由村小组、村或乡镇级政府以集体名义进行占有，以使用权承包或租赁的形式有偿交付农民使用（不少学者认为，目前农民这种使用集体土地的方式相当于前资本主义的“永佃制”）。按照我国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名义上拥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各级集体组织或单位对集体土地使用权是不能随意处置的，尤其不能随意进行转让买卖，还必须受到政府部门一定的管理和监控。这一切都充分表现了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虚化和不完整性。按照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相关法律确规定，对农村集体土地转让、出租或发包等涉及广大村民集体利益的重要事项，必须由土地的所有者通过集体讨论的方式，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议定”程序解决，同时还要求经乡镇级或以上级别的政府部门批准。但是，对于农村土地的发包或出租事宜，地方政府又没有建立起具体相应的登记或公示制度，导致农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的混乱，导致土地流转过程中村官或政府官员非法“寻租现象”的出现。对本案《土地租赁合同》中所涉及的850亩耕地的非法流转，当地政府就没有依法通过具体的土地使用权流转登记或公示制度来进行规范和监督。如此看来，完善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登记或公示制度才是减少农地使用权流转混乱情形的根本措施之一。
再次，就村民自治制度讲，国家推行此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充分调动农村广大人民群众从事社会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为了充分发扬民主，实现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重要法制保障。按照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对涉及农民集体土地权益处置的表意机关应当是全体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村民委员会并非其表意机关，而只是意思表示的执行机关。就本案而言，原告高盖村村民委员会虽然在诉讼法上有一定的法律主体地位，但其本身也不具有处分集体财产的权利。也就是说，高某在对外出租集体土地时，即使召开过村民委员会会议，没有全体村民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原告私自处分集体财产也属于无权处分，也构成非法。但是现实情况是：我们的村官们由于缺乏基本的法制观念，往往将自己看成是“一级政府”的代言人，可以代表广大人民群众作出任何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甚至主观上认为“谁当上了村委会主任或村支部书记，谁就会拥有无上的权力，对农村集体的事情谁就说了算”。什么法律法规、什么民主程序从来就不会进入这些村官们的头脑之中。至于村民委员会的公章吗？自己想怎么盖就怎么盖。本案所涉及《土地租赁合同》上的公章就是高某利用掌管村委会公章的职务之便盖上去的。但是从法律角度讲，盖上了村民委员会的公章，不等于盖章的合同就必然产生法律效力，还必须看公章是怎么盖上的，还必须看是否履行了法律规定的必要程序，还必须看是否损害了广大村民的整体利益或部分村民的正当权益，还必须看是否经过政府部门的批准，等等。如此分析，才能得出“是村官的职务行为，还是职权滥用行为”的结论。但是本案一审判决的结果却充分说明个别法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惟村民委员会公章是论”，而根本不去考虑—全体村民们的集体意志，更不会去关心广大村民失去土地后的生计问题。
最后，从我国农村和谐社会构建角度考虑，目前土地问题是关乎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稳定的根本性问题之一。对大多数农民而言，有地种是保障生存的基本前提，在此前提下才能考虑安居乐业奔小康的问题。如果有地不能种，连基本生活都无法得到保障怎么能考虑安居乐业的问题呢？如果放任村官不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对外发包或出租属于农民集体的土地的现象肆意蔓延，怎么能不引起广大农民们的集体上访或抱怨呢？如果司法不能从根本上维护和保障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怎么能维护社会生活尤其农村社会生活的和谐和稳定呢？诚然，改革开放已使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随之也出现了利益集团的分化，也出现了个人欲望对财富的无尽追逐，从而导致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对财富占有数量的明显分化。这样，在我国农村，除了正当勤劳的发家致富途径外，发生个别村官利用职权侵占集体财产、损害集体利益、损害弱势群众利益来致富的事情也就在所难免，甚至屡见不鲜了。这样，我们司法机关通过严格执法保障法律的正当实施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无法理解的是：垦利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在处理此土地纠纷案件时并没有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出发，没有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而是完全站到了少数村官或既得利益者的立场上，完全忽略了高盖村广大村民的生计问题，完全忽略了国家法律的基本规定，完全忽略了法律的引导和教育功能，完全不顾案件事实本身而主观枉法裁判。至于法官如此断案的背后原因，我们已无法调查清楚。
透过以上对案件所涉及的重要法律问题的分析，我们应不难意识到：立法重要，执法更为重要。对国家而言，制定的法律即使再完美，如果在司法中得不到实施也等于一纸空文。构建和谐社会，仍旧任重而道远；严格司法、保障民生尤为重要。赋有保障国家或社会稳定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可能会成为制造社会矛盾、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公敌，不公正的司法裁判是制造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重要根源。法官不严格执法，就意味着知法犯法，就是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群众的最大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