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捉奸”的证据效力

蔡武


　　“抓贼抓赃，捉奸捉双”是我国古已有之的一句俗语，在老百姓心中其证据作用是毋用置疑的。那么对于“捉奸捉双”的捉奸证据其法律效力倒底如何？笔者拟从法律规定与实际可能论述一下捉奸证据的法律效力。
　　捉奸证据是不是能作为认定夫妻一方违反忠实义务有第三者的铁证呢？证据的取的必须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用捉奸举证的方法肯定是不可取的。因为捉奸这一行为在取证和举证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损害到第三方的合法权益，而且也会因此导致一些人为达个人目的，而采用造假、伪造证据进行非法取证，用以满足诉讼之需求。捉奸这一行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不仅会伤害他人的人身权利和隐私权利，同时也不利于整个社会公顺良序。由此可见，法律一般是不提倡和采用捉奸取得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只有在特定的性况下的捉奸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如一方是在发现对方与他人通奸的情况后，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由公安机关出面所采集的捉奸证据是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另外就是证人取得捉奸证据虽有违法行为存在，但该捉奸证据可以运用其他间接证据来与之相互进行映证，并与这些间接证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锁链，则该捉奸同样具可以作为认定案年事实的依据；最后就是对方这一捉奸证据不予否认而作为自认的结果时，虽然这一捉奸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但因对方对这一事实的存在承认，而导致捉奸证据具有认定案件事实的效力。
　　捉奸证据的取证过程当中毫无疑问是会还涉及到隐私问题的。隐私其实就是一种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当事人不愿他人知道、干涉、侵入的个人信息、私事和个人领域，是人格权的一种。隐私在作为人格权对待时，必然就受到法律的保护。但隐私也不是都绝对的予以保护，如有配偶而与他人通奸，不仅违反社会公德，同样也伤害夫妻感情，就夫妻而言，一方如果与他人通奸是不属于隐私范畴的，因为他违背了婚姻法所确立的“相互忠实”的义务，双方都有权知道对方对自己忠实的程度，如果将与他人通奸作为隐私对待，则是鼓励通奸者的行为，通奸者也会以此作为挡箭牌来掩饰自己违反道德的行为。但不管如何捉奸取得的证据其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就是要求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向法庭举证的责任，这也同样说明了当事人有依法调取证据的权利。当事人取证的途径一般有以下几种：一是由当事人自己去取证；二是由当事人委托的律师去取证；三是在证据通过以上方法不能取得时，可以申请法院支调取证据。我国法律规定律师有调查取证的权利，但律师在行使这一权利是来源于其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只有在接受了当事人的委托以后，律师才能进行调查取证，可见律师的调查取证权的权利本源是来自于案件当事人的调查取证权。从现有的我国法律来看，律师的调查取证也存在一个取证的合法性问题，其通过采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同样也不为法律所认可。这几种取证途径是基于当事人主义这一人权化的结果的要求是一致的，其主要目的是加大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以解决长期以来法院的职权主义模式，只有在当事人无法取得证据时，经当事人申请或者是法院认为应当调取证据时，法院才可以进行取证。从当事人取证的举证证明效力来看，都要在法庭上进行举证和质证，这不仅不会影响证据的证明效力，反而强化证据的证明效果。当事人在取证时的合法性在这里尤其重要，因为证据所要证明的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是通过证据再现当时的情景，因此，当事人在取证时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如果用非法的手段进行取证，就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事实的原貌，法律也不会认可。
　　综上，可以肯定的是对捉奸证据因其涉及到取证过程的合法性问题，所以一般来说，捉奸证据是不通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但因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有相互忠实的义务，故只要不是违反公顺良序，不是在侵害另一个更大的法益情况下取得的捉奸证据是能在一定程度上作为证据使用的，但应排除其他合理性怀疑，如出于非法目的，并且有其他相关的证据与之相互佐证时（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在证据上具有优势时，即通常法理上所说的优势证据）是可以作为认定案件客观事实的依据的。

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 蔡武

　　办案过错责任是指法院工作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故意或过失违反法律规定，存在实体、程序错误，导致所办案件裁判错误或被依法改判、发回重审、执行回转、引起国家赔偿等情形，或者在办案过程中存在其他明显违反实体法、程序法规定的行为及其他的违法审判情形而应承担的相应责任。

　　案件实体裁判方面的错误包含：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是否有遗漏。办案程序方面的错误包含：案件管辖是否合法；采取财产保全等强制措施是否合法；是否贯彻诉讼有关违反公开审判、回避、辩护、质证、辩论、调解等原则；是否违反审限规定；是否有其他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等。其他的违法审判情形主要指的是违反廉政纪律、审判工作纪律的情形而导致的冤假错案。

实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对增强审判人员的严肃执法意识和业务素质，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司法公正，起到了积极作用。下面笔者对因过失导致错案、办案过错的发现及责任认定进行简单地论述。

一、因过失导致错案的怎样追究责任

审判、执行人员故意违反有关规定（这里的规定既包括法律的有关规定，也包括法院本身因案件质量管理而出台的有关制度）而导致案件错误，毫无疑问，有关人员应受到惩处。但因过失导致案件错误的，则要区分情况分别对待。

因过失导致案件错误的主要表现为：审判、执行人员主观臆断、盲目轻信或因对有关法律、法规不熟悉、认识分析能力不强等业务素质方面的原因，导致办案错误，尽管主观上没有办案过错的故意，但客观上造成了错误的结果发生，对这种过失行为也应予惩戒。如果对过失导致错案的情形不予追究，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审判人员主观上的故意较难判断，大家纷纷以过失为借口，逃避责任追究。故而，对过失导致错案的人员应当依法追究责任。

但是，又不能对所有因过失导致错案的情形均追究责任，因为即使是各方面素质都比较高的法官，也难以保证其办案百分之百地都正确。对于法官在案件处理上的过失，在一定限度内应当予以豁免。因而，追究过失办理错案的责任限于“造成严重后果”，如导致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本来无罪而被判有罪或者本来有罪而被判无罪，民事、行政审判以及执行的错案导致当事人或者案外人遭受财产权、人身权的损害，甚至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引发群众集体上访、闹事等，则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如果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不追究违法审判责任。但对于有的错误裁判，比如，在刑事案件中超过法定量刑幅度的判处（畸轻或畸重），在民事案件中将甲方承担全部或明显主要责任判成乙方承担全部或明显主要责任（是非责任颠倒），因为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程序违法而被发回重审的，如果均以“认识上的偏差”和未造成“严重后果”而免除审判人员的一切责任，则不利于审判人员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以提高业务水平和审判质量。

二、错案经过怎样的程序来认定

根据有关规定，各级人民法院监察部门是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工作的职能部门，负责违法审判线索的收集、对违法审判责任进行调查以及对责任人员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如果不涉及案件实体、程序上的错误认定，而是其他的违法审判情形（主要是指违反廉政纪律或违反审判工作纪律的情形），可以由监察部门来承担收集线索、初步调查的职责。

如果涉及实体、程序上错误的认定，由于要对所有裁判错误或被依法改判、发回重审、执行回转、引起国家赔偿等案件进行重新审查，工作量不会小，加之专业性强，考虑到监察部门工作人员少、专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较之于审判业务庭薄弱的情况，由监察部门来认定裁判和程序是否错误，要么力不从心，要么难以胜任。因此，根据法院实践中的做法，可以由审判监督庭通过案件质量评查来发现案件在实体和程序方面的错误，向本院审判委员会提出初步审查意见（包括是否属于错案以及造成错案的原因），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对确认为错案的，由监察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规定审查有关审判、执行人员是否具有违法审判、执行的情形，提出追究责任的意见，虽然不够追究违法审判责任但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应当追究一定责任的，按照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或者考核办法予以追究，对不应当追究任何责任的情形，向有关审判业务庭和审判人员发出总结经验、改进工作的书面意见。

在确认错案过程中，作出认定和处理决定前，应当听取办案人员的申辩，而不是仅仅限于在作出错案认定和责任处理决定后可以提出异议（复议）。如可以在审判委员会讨论认定错案时，允许案件主审人和合议庭其他成员参加，听取他们陈述理由，表明意见。

三、出现错案时如何承担责任

在办案过程中出现了错案，承担的责任应依据“权力与责任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伴随”的基本原则，分别由不同的人员承担，做到既不株连无辜，又不使确实负有责任的人员逃避追究。院长、庭长等主管领导承担责任的范围，应当限于参加了案件的研究，该种情形包括：以审判长身份参加合议庭，或不是合议庭成员但主持或参与了案件的研究；作为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参加了对案件的研究；对案件的有关法律文书（包括判决、裁定、决定以及采取财产保全、强制执行等措施的法律文书）进行了审批。不属于上述情形的，不应当以“管理失职”为由追究连带责任。如果院长、庭长故意违反法律规定或者严重不负责任，对独任审判员或者合议庭的错误不按照法定程序纠正，导致违法裁判的，院长、庭长、独任审判员或者合议庭有关人员均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追究违法审判的法官的错案责任的处罚种类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涉及犯罪的，移送有关司法机关处理。另外法院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可以增设本单位对违法审判的法官的罚则，如警示谈话；通报批评；取消晋升晋级及评选先进等荣誉称号的资格；调离审判、执行工作岗位等。

（作者单位：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