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人民政府


安徽省人民政府令第219号



　　《安徽省道路运输安全违法行为处罚处分办法》已经2009年1月5日省人民政府第27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4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二○○九年二月九日





安徽省道路运输安全违法行为处罚处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道路运输安全管理，督促道路运输经营者以及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者切实履行道路运输安全职责，防止和减少道路运输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道路运输安全违法行为的处罚和处分。

第三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以及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者应当加强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建立、健全道路运输安全责任制，完善道路运输安全条件，保障道路运输安全。

道路运输经营者以及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应当依法履行道路运输安全义务。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以下称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以下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等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道路运输安全违法行为作出处理、处罚决定。

国家行政机关在道路运输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中有违法行为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监察机关或者任免机关依照人事管理权限，依法给予处分。

企业、事业单位在道路运输经营以及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由监察机关或者任免机关依照人事管理权限，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具备法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并依法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后方可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

道路运输经营者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条 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驾驶员，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规定的条件。不符合法定条件驾驶道路运输车辆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道路运输经营者聘用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人员驾驶道路运输车辆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道路运输安全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有关道路运输安全知识，熟悉有关道路运输安全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未经道路运输安全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道路运输经营者未按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道路运输安全教育和培训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八条 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驾驶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除依法处罚外，应当及时向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通报有关情况；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将驾驶员的交通违法情况及时向其道路运输经营者通报，责令道路运输经营者对驾驶员进行道路运输安全再教育、调离岗位、解聘等处理：

（一）酒后驾驶道路运输车辆的；

（二）1年内累计2次超过额定乘员20%以上不足50%、超过核定载重量30%以上不足100%或者1次超过额定乘员50%以上、超过核定载重量100％以上驾驶道路运输车辆的；

（三）1年内累计2次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不足100%或者1次超过规定时速100%以上驾驶道路运输车辆的；

（四）在1个记分周期内交通违法记分在12分以上，且未按照规定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学习并通过考试的。

第九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加强对车辆的维护和检测，确保车辆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不得使用报废的、擅自改装的和其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道路运输经营者不按国家规定维护和检测道路运输车辆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擅自改装已取得车辆营运证车辆的，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驾驶员驾驶拼装的车辆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强制报废，对驾驶员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第十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6个月内发生2次以上1次死亡3人以上责任事故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消除安全隐患。未消除安全隐患的车辆，禁止上道路行驶。

第十一条 道路运输站（场）经营者应当具备法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并依法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后方可从事道路运输站（场）经营活动。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站（场）经营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万元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二条 道路运输站（场）经营者应当对出站车辆进行安全检查，禁止无证经营的车辆从事经营活动，防止超载车辆或者未经安全检查的车辆出站。

道路运输站（场）经营者违反规定，允许无证经营的车辆进站从事经营活动以及超载车辆、未经安全检查的车辆出站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道路货物运输站（场）经营者因配载造成道路运输车辆超限、超载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第十三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以及道路运输站（场）经营者已不具备开业要求的有关安全条件，存在重大道路运输安全隐患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在规定时间内不能按照要求改正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或者注销其相应的经营范围。

第十四条 承担与道路运输安全有关的评价、认证、检测、检验、考试等工作的机构，出具虚假证明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有前款违法行为的机构，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应当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十五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等有关许可证件或者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从事道路运输经营以及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活动的；

（二）弄虚作假，骗取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等有关许可证件的；

（三）出借、出租、转让或者冒用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等有关许可证件的；

（四）未按照有关规定保证道路运输安全所必需的资金投入，导致产生重大安全隐患的；

（五）被依法吊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等有关许可证件，仍继续从事道路运输经营以及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活动的；

（六）对发生的道路运输安全事故瞒报、谎报或者拖延不报的；

（七）组织或者参与破坏事故现场、出具伪证或者隐匿、转移、篡改、毁灭有关证据，阻挠事故调查处理的；

（八）道路运输安全事故发生后，未及时组织抢救或者擅离职守的；

（九）不执行或者不正确执行对事故责任人员的处理决定，或者擅自改变上级机关批复的对事故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的。

道路运输安全事故发生后逃匿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十六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导致发生道路运输安全事故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对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未采取有效措施的；

（二）违章指挥，强令驾驶员违章驾驶道路运输车辆的；

（三）未按规定进行道路运输安全教育和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允许从业人员上岗，致使违章作业的；

（四）超过额定乘员或者核定载重量运输旅客或者货物，拒不执行有关部门整改指令的；

（五）拒绝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或者在被检查时隐瞒事故隐患，不如实反映情况的；

（六）有其他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道路运输安全管理职责的。

第十七条 交通、公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向不符合法定安全生产条件的道路运输经营者、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者，颁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等有关许可证件的；

（二）对经责令整改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道路运输经营者以及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者，未吊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等有关许可证件的；

（三）对发现的道路运输安全违法行为，应予行政处罚而未处罚或者以罚款代替其他行政处罚的；

（四）参与或者变相参与道路运输经营以及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的；

（五）干预与道路运输经营以及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有关的行政许可或者安全生产执法监督的；

（六）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七）违反监督管理职责的其他行为。

第十八条 交通、公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发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未按规定采取措施，导致道路运输安全事故发生的；

（二）对发生的道路运输安全事故瞒报、谎报、拖延不报，或者组织、参与瞒报、谎报、拖延不报的；

（三）道路运输安全事故发生后，不及时组织抢救的；

（四）阻挠、干预道路运输安全事故调查工作的；

（五）阻挠、干预对事故责任人员进行责任追究的；

（六）不执行对事故责任人员的处理决定，或者擅自改变上级机关批复的对事故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的；

（七）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

第十九条 交通、公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建立有关道路运输安全的执法信息互通和共享机制。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将驾驶员重特大道路运输安全事故情况，向当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通报。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将新审批的客运线路及班次、停靠站点等情况，通报给当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第二十条 交通、公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部门对严重道路运输安全违法行为、发生道路运输安全事故较多的道路运输经营者名单以及道路运输安全事故的处理情况，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一条 单位和个人对依照本办法规定作出的处理、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国家公务员和企业、事业单位中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人员对依照本办法规定作出的行政处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出申诉。

第二十二条 企业、事业单位中除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人员外，其他人员有道路运输安全违法行为，应当给予处分的，由企业、事业单位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有道路运输安全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9年4月1日起施行。


西方法律传统的历史解读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读后

立民


《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是美国法学家哈罗德•J•伯尔曼的一部法律史专著。本书自1983年出版以来，获得了法学界的极大好评。牛津大学马德格伦学院研究员艾伯特逊指出，“无论我们对伯尔曼所谓西方法律传统的现实及其危机有何看法，我们必须认真地看待他对发生于11世纪末到13世纪末的法律变化的分析。不管人们多么不同意他的解释，该书的巨大容量不能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分析不同国家的不同法律制度，并对它们加以比较方面，伯尔曼可谓游刃有余，无与伦比。” 旧金山大学法学教授威廉•巴塞特称《法律与革命》是“一部极富论战性且深掘历史的力作”“伯尔曼是社会主义法特别是苏联法律制度、当代法理学和商法诸领域公认的杰出权威，他就是以这样的优势写作本书的。在现存的美国法学家中，能够广博地汇集编年史写作任务的，诚可谓非伯尔曼莫属。”“伯尔曼这部书的不朽贡献不仅仅在于由于他对法律史的传统研究方法的彻底批判，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这一批判的必然结果，伯尔曼成功地重新激起法律家们对我们法律遗产中最基本问题的兴趣”
倾注了伯尔曼四十多年心血的《法律与革命》，集其在中世纪早期罗马法和教会原始材料以及在知识传播中的近五十年认真批评性的学术成就，将一个西方法律传统的历史清晰地归纳整理出来了。伯尔曼这部洋洋洒洒70万字（据中译本）的巨著为人们（特别是为正在思考法治问题、探索法治之路的中国人）解读西方法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一、 西方法律传统的特征
伯尔曼的研究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称为教皇的革命和教会法；第二部分是西方世俗法律制度的形成，即关于西方封建法、庄园法、城市法、商法和王室法的形成。贯穿全部研究的主题是：宗教法是最早的国际性法律体系，它对全部西方法律制度具有根本性的影响。我们循着伯尔曼的思路，先把握他对西方法律传统特征的表述。
（一） 西方的界定。伯尔曼在导论部分开宗明义地宣称，他要讲述的是一种被称为“西方的”文明。这种文明发展出了独特的法律制度、价值和概念，并被有意识地相传了数个世纪，由此而开始形成一种传统。何谓“西方”包括西方文化，自然成为《法律与革命》一书首先重点讨论的问题。在伯尔曼看来，西方是不能借助罗盘来找到的。地理上的边界有助于确定它的位置，但这种边界时时变动。西方是具有强烈时间性的文化方面的词。它意指历史的结构和结构化了的历史两个方面。伯尔曼强调，在1050——1150年之前的欧洲和此后的欧洲政治之间存在着根本的断裂。他指出，像欧洲历史的大多数研究者所做的那样，在开始叙述格列高利改革，授职权之争和通常所谓的中世纪盛期或12世纪文艺复兴之前，研究者必须从下列内容开始：凯撒的高卢战争，日尔曼民族对罗马帝国的入侵，法兰克君主制的兴起，查理曼和阿尔弗列德大帝。从而，尽管某些人听起来可能感到奇怪，欧洲的日尔曼民族仍然是前西方的。伯尔曼的结论是：西方不是指古希腊、古罗马和以色列民族，而是指转而吸收古希腊、古罗马和希伯来典籍并以会使原作者感到惊异的方式对它们予以改造的西欧诸民族。至于西方文化，它的每一种古代成分都经受了与其他文化相结合在一起产生一种世界观。例如，希伯来文化、希腊哲学和罗马法原本不相容，但11世纪后期和12世纪前期的西方都将所有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并由此对其中的每一种成分进行了改造。
（二） 广义的法律概念。伯尔曼认为，像“西方”这个词一样，“法律的”一词也有其历史。法律曾被定义为“源于制定法和法院的司法判决”的“规则体”。然而，对于囊括西方历史上各个时期全部西方国家法律制度的任何研究和对于不仅关心书本上的法律而且关心实际运作的法律的任何研究来说，这样的定义都过于狭窄，因而遭到了伯尔曼的批评。伯尔曼指出，实际运作的法律包括法律制度和诉讼程序、法律的价值、法律概念与思想方式和法律规范。它包括有时称为“法律过程”的东西。伯尔曼认为，把法律概念界定得过于狭窄有碍于对西方法律传统的产生和西方历史上数次重大革命对这种法律传统的影响的理解以及对这种传统现在所处的困境的理解。因而，他主张一种广义的法律概念。他强调，在法律一词通常的意义上，它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管理，它还是一种促成自愿协议的事业——通过交易谈判、发放证件（例如信用证或所有权文据）和履行其他性质的法律行为。实际运作的法律包括人们的立法、裁决、执行、谈判和从事其他法律活动。它也是分配权利和义务和由此解决冲突和创造合作渠道的一个生活的过程。这一广义的法律概念为伯尔曼分析了西方法律传统的特征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论工具。
（三） 西方法律传统的特征。伯尔曼提醒人们注意以下两个主要的事实：第一，从11世纪后期和12世纪起，除以革命变革的某些时期，西方的法律制度持续发展达数代和数个世纪之久，每一代都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进行建设；第二，这种持续发展的自觉过程被认为不仅仅是一个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有机发展的过程。甚至过去巨大的民族革命，如1917年的俄国革命、1789年和1776年的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1640年的英国革命和1517年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最终也都放弃了对这些革命或革命的某些领导人所曾试图摧毁的法律传统的攻击。在伯尔曼看来，虽然欧洲各国的法律制度从16世纪开始变得越来越具有民族国家的色彩而更少全欧洲的色彩，但它们都保留了西方的特征。这些共同的东西就是教皇革命后得以形成的西方的法律传统。伯尔曼指出，欧洲各民族的法律制度中存在许多共同的纽带，都具有某些基本的分类方式。例如，它们全都在立法和司法间保持一种制衡，在司法中，全都在法典法和判例法之间维持一种均衡。它们都明确作了民事法律和刑事法律的划分。它们全都根据行为、故意和过失、因果关系和义务等概念分析各种犯罪。它们全都把民事之债明确或不明确地划分为契约、不法行为（侵权行为）和不当得利（准契约）。存在着共同的政策和共同的价值。
伯尔曼将西方法律传统的特征概括为以下10个方面：
1、在法律制度与其他类型制度之间有较为鲜明的区分。虽然法律受到宗教、政治、道德和习惯的强烈影响，但通过分析，可以将法律与它们区别开来；
2、与这种鲜明区分相关联的是以下事实：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的实施被委托给一群特别的人们，他们或多或少在专职的职业基础上从事法律活动；
3、法律职业者都在一种具有高级学问的独立的机构中接受专门的培训；
4、培训法律专家的法律学术机构与法律制度有着复杂的和辩证的关系。换言之，法律不仅包括法律制度、法律命令和法律判决等，而且还包括法律学者对法律制度、法律命令和法律判决所做的阐述；
5、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被设想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一个融为一体的系统，一个实体，这个实体被设想为在时间上是经过了数代和数个世纪的发展；
6、法律实体或体系的概念，其活动取决于对法律不断发展特征即它的世世代代发展能力的信念，这是一种在西方所独有的信念。法律体系只因它包含一种有机变化的内在机制才能生存下来；
7、法律的发展被认为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变化不仅是旧对新的适应，而且也是一种变化型式的一部分。法律不仅仅是处在不断发展中，它有其历史，它叙述着一个经历；
8、法律的历史性与法律具有高于政治权威的至高性这一概念相联系。自12世纪起，所有西方国家，即便处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在某些重要方面，法律高于政治这种思想也一直被广泛讲述和经常得到承认；
9、西方法律传统最突出的特征可能是，在同一社会内部各种司法管辖权和各种法律体系的共存和竞争。正因为这样，才使得法律的最高权威性成为必要和变得可能。而法律的多元论则根源于基督教教会政治体和世俗政治体的区分；
10、西方法律传统思想于现实、能动性与稳定性以及越超性与内在性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导致了革命对法律体系周期性的剧烈冲击。不过，这种法律传统毕竟存活了下来，甚至由这些革命所更新，这种法律传统比作为它组成部分之一的任何一种法律体系都要大。 不过，按照伯尔曼的说法，西方法律传统中的10个特征只有4个即前四个仍然构成西方法律的基本特征。
关于前四个特征，伯尔曼指出，罗马法传统具有西方法律传统的上述特征，而当代许多非西方文化则不具有这些特征，11世纪前通行于西欧日耳曼民族中的法律秩序也没有表现出这些特征，他们为西方所独有。而属于西方法律传统的后六个特征在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在美国全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某些人相信这种危机甚而在实质上导致了西方法律传统的终结。这里，伯尔曼再次表达了他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所流露出来的担忧，“西方人正经历着一场整体性危机……。我们的全部文化似乎正面临着一种彻底崩溃的可能。” 伯尔曼的一个一贯观点是，西方法律传统已处于危机之中。而期望通过寻根溯源，探索摆脱危机的途径也是伯尔曼创作的基本动机和动力。对我们而言，伯尔曼对西方法律传统形成机理的分析也许更具启发意义。
二、 西方法律传统的生成机理
卓越的法律史学家梅特兰曾经有句名言，“十二世纪是一个法律的世纪。” 同样，伯尔曼也将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期定位于11世纪末至12世纪末。伯尔曼指出，在11世纪后期和12世纪早期以前的阶段，西欧各种法律秩序中被使用的法律规则和程序，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习惯、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并无差别。没有人试图将当时的法律和法律制度组成为独特的结构。法律极少是成文的。没有专门的司法制度，没有职业法律家阶层，也没有专门的法律著作。法律没有被自觉地加以系统化。它还没有从整个社会的母体中“挖掘”出来。只是在11世纪末和12世纪早期及此后，各种法律体系才首次在罗马天主教会和西欧各王国的城市和其他世俗政治体中被创立出来。
与泰格、利维突出资产阶级的兴起对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作用不同，伯尔曼则强调了教皇革命的意义。他指出，11世纪后期和12世纪早期，专职法院、立法机构、法律职业、法律著作和“法律科学”，在西欧各国纷纷产生，这种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主张教皇在整个西欧教会中的至上权威和主张教会独立于世俗统治。这是一场由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在1075年发起的革命。将教皇革命及其所引发的教俗两个方面一系列重大变革视为西方法律传统得以产生、发展的基本因素，是伯尔曼的不同凡响之处，也正是他的独特贡献所在。
伯尔曼指出，1075—1122年的教皇革命是一次跨越民族的革命，是一次在教皇领导下遍及欧洲的为神职人员利益而反对皇室、王室控制以及封建权贵控制的革命。这一革命的后果之一便是促成了教会法的形成，而它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导致了教俗两界的分离，由此所释放出的能量和创造力是极其巨大的。事实上，教皇革命以及西欧社会所特有的政教分离对立的二元结构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的确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西欧中世纪，自公元六世纪末教皇上升为政治势力以来，教会逐渐成为一支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在经济上，它拥有面积广大的土地（恩格斯曾指出：在中世纪，教会占有土地几乎达整个西欧的三分之一），有独立的税收权（如什一税、初生税等），在政治上，它有着完备的机制，行使着广泛的管辖权，伯尔曼指出，在格列高利七世之后，教会具备了近代国家的大部分特征。它声称是一种独立的、公共的权威。它的首脑教皇有权立法，而且在事实上教皇格列高利的继承者也颁布了稳定连续的一连串法律；有时他们是以自己的权威颁布，有时他们是借助于召集的教会会议颁布的。教会还通过一种行政管理等级制度执行法律、教皇通过这种制度进行统治，就象一个近代君主通过其代表进行统治一样。更进一步说，教会还通过一种司法等级制度解释和适用它的法律。教会行使着作为一个近代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教皇势力的扩张与适应民族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王权的加强，导致两者的冲突不可避免，有时甚至异常激烈。为了不至于双方在冲突中同归于尽，教皇与王权不得不谋求一定的妥协。诚如伯尔曼所言，暴力既不能使革命的一方获得最后的胜利，也不能使对立的一方获得最后的胜利。教皇革命以新与旧的妥协而告终。如果暴力是助产士，那么法律就是使小孩最终成熟的老师。……最终的解决方案在德国、法国、英格兰和其他地方都是通过艰难的谈判达成的，而在这种谈判中，所有各方都放弃了他们最激进的要求。平衡最终由法律确立起来。我们可以更明确地说，教权与王权的妥协使得双方在社会中，都不能取得绝对的压倒一切的权威。这无疑为法律取得权威性地位创造了契机。教权与王权的对立为法律具有高于政治权威的至高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伯尔曼指出，在西方，虽然直到美国革命时才贡献了“宪政”一词，但自12世纪起，所有西方国家，甚至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法律高于政治这种思想一直被广泛讲述和经常承认。人们常争辩说，君主可以制定法律，但不能专断地制定，他应受法律约束，除非合法地修改它。
王权与教权的冲突与战争也为近代民主宪政提供了最初的实验场所。例如，在英国《自由大宪章》（1215年）素来被称为英国最早的宪法性文件，而“无地王”约翰（1199-1216年）之所以签署这一限制君主权利的文件，恰恰是为了联合大封建主、骑士和市民阶级利益。在法国，历史上最早的三级会议的召开也是起因于王权为了在对教权的斗争中获得广泛的支持。1296年，教皇卜尼法斯（1294—1303年）公开反对教会向世俗政权纳税，法王腓力四世则针锋相对，禁止金银出口，断绝了教廷从法国得到了财政收入。为了在与教皇的斗争中获取广泛的支持，法王腓力四世在1302年召开了由僧侣、贵族、第三等级市民的代表参加的“三级会议”，从此“三级会议”成为法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部分。
在伯尔曼看来，教权与王权的对立使政治权威被分成教会政权和世俗政权两个部分，而这又使多种司法管辖权成为可能。在同一社会内部各种司法管辖权和各种法律体系的共存和竞争正是西文法律传统最突出特征。伯尔曼指出：“十二世纪初至十三世纪末是西文法律传统成形的时代，它有一个特点，即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刚刚建立的法律体系，形成多个司法管辖权并存的局面。许多刑事和民事罪行同时为教会法规和世俗政权的法律所涵盖，比如教士干犯的某些罪行，或俗人与教士或教会财产之间的诉讼，以及俗人之间发生民事纠纷，却向教会法庭求助。而在世俗法律制度方面，某些事情是皇室法庭或封建法庭都有权审理的。另外，违反庄园法的农奴如果逃到城市，一年后可以按照城市法获得自由，并豁免庄园法的追诉。生活在多种法律体系的人，事实上获得了额外多的自由。”
不仅如此，多种司法管辖权的存在也促进了法律的系统化、合理化。教会法体系和世俗法体系的格局，转而导致了在教会法律秩序内部各种世俗法律体系的复合体，而更特殊的则是导致了教会法院和世俗法院并存的管辖权。而且，为了保持复合、对抗法律体系间的复杂的平衡，就必须使法律系统化和合理化。这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西方的法律传统。
伯尔曼还特别强调，传统西方法有高级的信念，政治权力机构制订的法律必须服膺高级法，否则不具有效力。国家应根据法律建立——第一部斯堪的纳维亚的法律著作就曾以这样的话开头。同时广泛传播的对法律统治的信念在理论上也是支持依法而治。这种信念即是，国王的臣民在某些情况下有权拒绝服从他的命令。伯尔曼分析道，首先，这种信念植根于世界本身服从法律的神学俗条；其次，这种信念植根于对每一种权力都施加了实际和理论限制的世俗和宗教权威的二元性；再次，法律至上的信念植根于在每一个王国内部世俗权威的多元性，尤其植根于王室、封建和城市政治体彼此之间存在的辩证紧张关系。这也是教皇革命彻底性的一面。最后，对法律至上的信念在封建等级中上级与下级之间的相互义务关系密切联系，也与承认中央和地方当局之间以及官方和民众的管理机构之间辩证的互动关系相联系。封臣反抗他的领主的权利和农民基于庄园习惯而享有的权利，在发展出可用以对抗专制权力的法律意识过程中是重要的因素。透过伯尔曼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依法而治的信念，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普遍相信上帝是高级法的终极创造者，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面，即源于多元权威（以王权和教权为主）相互对抗的社会格局。
三、 权力制衡与西方法律传统：现实的思考
西方法律传统通常是指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资产阶级革命，一直到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法律传统，其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如在中世纪尤其是在11世纪后，西方法律传统表现为多元法律体系的形成，世俗法与教会法的二元论，在世俗法内部还形成了管辖权的多元化；在文艺复兴、资产阶级革命中，西方法律传统又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如自然法的理念，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分权与制衡、契约自由、法治、政治多元化、人权等；在当代，西方法律传统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体如个人本位向国家本位的转变、分权原则的动摇、公法与私法的相互渗透以及一些公私混合法律部门的出现。此外，相对于其他法律传统而言，西方法律传统有以下三层含义：一是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二是法的相对独立性，即不受宗教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干预；三是法治，法在社会整个调整系统中占主导性地位。
事实上，在伯尔曼看来，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期应定位于11世纪末至13世纪末，以教皇革命为起点，教俗两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变革构成了西方法律传统得以产生的基础。因而教会与神学的作用是贯穿《法律与革命》的一个基本论题。通过伯尔曼的分析，我们知道，以教权和王权的二元对抗为主导的多元政治格局曾为西方法律传统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这种对抗与妥协实质上就是不同权力之间的对抗与平衡，因而权力制衡是西方法律传统产生的先决条件，也是法治产生的先决条件。这种权力制衡在教皇权高涨、西方民族国家形成的年代，表现为教权与各种世俗政权的对抗与妥协，这是伯尔曼观察西方法律传统的视角，而在泰格和利维的视野中，西方法律传统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在他们看来，商人阶级随着实力的不断壮大，其扩展活动领域的要求也日益强烈。他们创办了工厂、银行和市镇，由此触动了封建领主的政治经济势力，双方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冲突的结果是最终达成妥协。并出现法律协调。与此同时，基于商业贸易对契约法则的内在需要，商人阶级也自立法律。总之，在西欧，随着商人阶级为最早代表的中间层的崛起，法律体系应运而生。
其实，伯尔曼与泰格、利维所描述的分别是权力制衡在不同历史阶段下的表现，在西欧民族国家的萌芽阶段，权力制衡主要是教权与王权，以及世俗权力内部不同权威之间的冲突与妥协，在资本主义萌芽、民族国家形成时期，权力制衡主要是国家内部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与妥协；在随后，不同阶级之间的对抗则又表现为不同国家政权机关的冲突与妥协；这一制衡机制最终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正是权力制衡造就了西方的法律传统。权力制衡提供了法治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制度架构。
以西方的法律传统为对比、参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法律传统。
张晋藩先生曾将中国法律的传统概括为：（一）引礼入法，礼法结合；（二）恭行天理，执法原情；（三）法则公平、权利等差；（四）法自君出，权尊于法；（五）家族本位、伦理法治；（六）重刑轻民、律学独秀；（七）依法治官、明职课责；（八）纵向比较、因时定制；（九）立法修律、比附判例；（十）援法定罪、类推裁定；（十一）无讼是求、调处息争；（十二）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等十二个方面。 勿庸置疑，法自君出、权大于法、重刑轻民等等是中国法律传统的典型特征，因而可以将中国法律传统称之为人治型的法律传统。
从西方法律传统的角度来反观中国，我们可以认定，权力制衡的缺乏是形成中国人治型传统的重要因素。
在中国，宗教从来没有形成足以与皇权抗衡的力量，教权与皇权的对抗几乎从不存在。同时，世俗政权内部多元政治势力之间是对抗也由于中国在造就世界上最庞大、最持久的政治实体方面的成功而未能出现。因而在中国伯尔曼所强调的、导致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因素没有出现过。麦迪逊曾经猜测，“中国在造就世界上最庞大、最持久的政治实体方面的成功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功不能并存” 我们也可以这样认定，中国历史过于强大的中央专制集权的存在与强调分权的现代型法制也无法并存。
另一方面，传统中国也不存在西欧意义上的对抗。韦伯指出，“按照法律，家产制官僚机制直接统领小市民与小农民，西方中世纪时那种封建的中间阶层，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实际上，都不存在。” 在传统中国，士农工商只是四种职业，而不是阶层，中国社会是一个职业分立而不是阶层对立的社会，“在此社会中，非无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斯不谓之阶级社会耳” 。何怀宏也认为，西周以后，社会不再是贵族与非贵族对称。 而在西欧，封建主义给西方社会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中间层 ，这个中间层的存在深深影响了西方的法律传统。
透过西方法律传统形成机理的分析，会使我们深刻地领悟完善民主宪政、为国家机构注入制衡精神，以及构建中国的市民社会所具有的深邃涵义。